对于中国国际关系研究而言，原因还表现为：一方面，虽然科学基础仍然薄弱，但唯科学主义已经出现，科学主义的负面效应也已暴露。特别是由于我国传统文化中缺乏科学性特点，在现代科技革命爆发后被西方国家远抛其后，因此在未完成转型前，对属于工业社会文明的西方科学文化的扬弃更为困难，甚至会导致对西方科学的盲目崇拜，在国际关系研究研究领域表现为“言必称美国”，不仅主要理论范式来自美国，甚至研究的问题也来自于美国[38]；另一方面，由于在不同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条件下，不同的社会人群建构了不同的文化，不同文化的个性成为社会知识的民族特征。所以，社会科学理论必然起源于某种特定的地缘文化，社会科学理论在产生的初始阶段必然包含本土意识[39]。近20多年来，虽然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已快速发展，但由于包括国际关系学在内的现代科学毕竟为外来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存在巨大差异，使得两种文化存在对立的可能和基础，甚至可能导致不加分析地予以抵制，“言必称中国特色”。
由此可见，“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已成必然融合之势，关于融合的途径，本文认为大致有以下几点：首先，研究对象上，应注重人文关怀，“科学主义”常与功利主义相结合，贬低人文主义，把自己局限在狭隘、片面和不完整的研究范围之内。而科学人文主义则更加关注人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地位。既研究一般的大国关系，如均势等，又重视人性、文化、观念等方面的研究；既注重国际关系学为国家利益服务，又注重对人性的拓展；其次，研究方法上应采用系统的方法，倡导方法与对象的统一，鼓励方法的多样性，将实验、量化等科学研究得出的结论放到宏观的社会环境和文化历史氛围中加以理解和解释，坚持质与量的分析相结合；再者，在科学定性上，对国际关系学作科学人文定性，摒弃国际关系研究中狭隘唯科学主义科学观。防止为一味追求国际关系研究的科学性，而舍弃国际关系以人为中心的学科本质。立足于国际关系学的科学人文综合属性，探求其自身应有的学科定性。最后，在观念认识层面上，要防止近代人文精神中轻视科学、鄙视技术的倾向。
总之，科学人文主义并不排斥科学，而是围绕科学建立，将实证方法与对人文主义的理解、描述相结合。事实上，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接受科学人文主义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该学科在中国的科学化程度仍不高，真正以实证主义原则和方法进行研究设计的论文数量还极少[40]。融合的最终目的就在于，在科学人文主义指导下的国际关系研究将既继承科学主义的求真态度，注重国际关系研究的客观化、定量化，又更加注重从文化视野，从人的发展的人文主义维度来研究国际关系学，最终使疏远的科学世界重归于人的生活世界。
[1] See Andrew Hurrell,Keeping History,Law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Firmly within the English School.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 .27，no.3(July 2001)，pp.489 -494.
[2] 阎学通，“国际关系理论是普世性的”，《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2期，第1页。
[3] 倪世雄等，《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90—91页。
[4] Morton Kaplan,Traditionalism and Scienc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 Morton Kaplan（ed.）,New Approaches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1968.
[5] [英]提莫·邓恩等主编，《八十年危机：1919—1999年的国际关系》，周丕启译，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52页。
[6] [美]肯尼思·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
[7] [美]罗伯特·基欧汉主编，《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郭树勇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61页。
[8] [美]罗伯特·基欧汉主编，《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郭树勇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35页。
[9] [美]罗伯特·斯卡拉皮诺，“全球框架中的亚太区域”，载袁明主编《跨世纪的挑战 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69页。
[10] 笔者认为作为社会科学的理论在经验假设上来源于社会，并且理论构建完成后还必须回归到社会，也即接受社会现实的检验。
[11] 苏长河 信强，“一种国际政治的理论——结构现实主义评介”，载[美]肯尼思·沃尔兹著，信强译，《国际政治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1页。
[12] 王缉思，“国际政治研究中的理论与政策”，《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1期，第20－21页；门洪华，“回归国际关系研究的中国重心，架起理论与实践的桥梁”，《教学与研究》，2005年第11期，第28—31页。
[13] 于铁军，“中国国际关系研究需要加以改善的几个方面”，《教学与研究》，2005年第11期，第51页。
[14] 秦亚青，“实证主义与中国大陆的国际关系研究”，《人大国际评论》，2004年第1期，第26页。
[15] [美]罗伯特·基欧汉主编，《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郭树勇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9页。
[16] 梁启超，《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1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 232页。
[17]《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卷6），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第760—761页。
[18]《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卷6），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第761页。
[19] 孔范今，“论中国现代人文主义视域中的文学生成与发展”，《文学评论》，2006年第4期，第 146页。
[20] 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生成的可能和必然”，《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3期，第8页。
[21] 在国际关系理论界，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先后于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中期逐渐成为国关理论的主要流派，两者均受自然主义影响甚深，奉行理性主义(与工具理性密切联系的理性主义)和实证主义。
[22] 倪世雄等，《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22页。
[23] 李少军，“国际关系大理论与综合解释模式”，《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2期，第23页。
[24] [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72—278页。
[25] 秦亚青，“国际政治的社会建构——温特及其建构主义国际政治理论”，《欧洲》，2001年第3期，第9页。
[26] 孔范今，“论中国现代人文主义视域中的文学生成与发展”，《文学评论》，2006年第4期， 145页。
[27]《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卷6），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第760—761页。
[28] [美]乔治·萨顿，《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陈恒六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49页。
[29] [美]乔治·萨顿，《科学的生命》，刘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51页。
[30] 黄瑞雄，《两种文化的冲突与融合：科学人文主义思潮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8页。
[31] 黄瑞雄，“科学人文主义在中国的演进及其意义”，《自然辩证法研究 》，2006年第6期，第103页。
[32] 乔瑞金，“走向科学主义与人文整合的当代哲学”，《自然辩证法通讯》，2000年第5期，第14页。
[33] 苏长和，“自由主义与世界政治—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启示”，《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7期，第16页。
[34] 秦亚青，“国际政治的社会建构—温特及其建构主义国际政治理论”，《欧洲》，2001年第3期，第10页。
[35] 王俊生，“实证主义视角下的国际关系理论建构与理论检验”，《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第108页。
[36] 王逸舟，“西方国际关系研究的新课题、新视角”，《外交评论》，2005年第3期，第58页。
[37] [美]拉彼德·克拉塔奇维尔 [德]弗里德里希·克拉托赫维尔主编，《文化和认同—国际关系回归理论》，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75—306页。转引自：王逸舟，“西方国际关系研究的新课题、新视角”，《外交评论》，2005年第3期，第58—59页。
[38] 苏长和，《为什么没有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国际观察》，2005年第4期，第28页。
[39] 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生成的可能与必然”，《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3期，第8页。
[40] 秦亚青，“实证主义与中国大陆的国际关系研究”，《人大国际评论》，2001年第1期，第2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