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学与人文之间：科学人文主义范式与中国国际关系

在科学与人文之间：科学人文主义范式与中国国际关系

作者：王俊生

文章来源：《人文杂志》2007年第1期

【摘 要】科学的巨大成功引发了科学主义哲学思潮，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也出现了科学主义倾向。同时，由于学科特点，国际关系研究也出现了人文主义思潮回归。本文通过对国际关系研究中的这两大思潮进行剖析、比较，指出了它们相互融合的趋势，以及我国国际关系研究接受的必然性。

【关键词】科学主义；人文主义；融合；国际关系研究

长期以来在国际关系研究取向上一直存在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两种思潮和学科观。科学主义者将国际关系现象的自然特质一面视为研究对象，采用科学实证的方法，依赖实验与数据，强调学科知识的客观性与精密性；而人文主义者则把关注点回到人本身的意志、观念、文化和知识等，采用描述与解释等方法，强调国际关系学的社会性。这两种研究取向反映了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两大思潮和不同的学科观。本文通过对其进行剖析，认为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应接受它们融合的“科学人文主义”，这对处于“前科学”阶段和具有“唯科学”传统的我国国际关系学科发展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一、科学主义对国际关系研究的影响

国际关系研究的科学主义倾向根源于科学主义的方法论基础。科学主义(scientism)兴起于19世纪，国内又译为唯科学主义，是一种狭隘的科学观，把科学片面地理解为实证自然科学，认为科学知识是通过实验观察和一些量化的测量手段而得到，因为这样得到的知识可以证实，其价值具有永恒性，排斥非实证的相关知识。在科学主义者看来，人类同周围的世界一样服从相同的自然法则，科学可以象征服和控制自然界一样征服和控制人类。随着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科学技术在人类进步中取得的巨大成功，带来了人们对科学的普遍信任和尊重，科学主义者更试图把自然科学的精神和方法移植到其他所有知识领域，包括人文社会学科。这也是主张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一元论”者所持的主要逻辑依据与思想渊源，在美国表现尤为突出[1]。也是中国学者认为无法创建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主要原因[2]。大致说来，本文认为科学主义对国际关系研究的主要影响如下：

首先，追求数字化、定量化，并将其作为国际关系研究方法的全部。数学方法是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常用方法，又称“定量”法，指在研究中采用数据对比论证，通过分析演算和推断，以形成对国际问题的解释、判断和预测，从而揭示其内在本质和规律。应当承认，数学法以其严密逻辑性、准确性与简约性，不仅在自然科学，而且在包括国际关系学在内的人文社会学科中都有重大价值。这就造成一些科学主义者过分迷恋“定量”法，认为其是解决一切国际问题的法宝。尤其在20世纪50年代后，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出现了非常怪的现象：匆匆进行一些调查将收集到的数据套进既有的数学公式进行简要统计分析，采用实证与实验的研究方法，如范畴分析﹑模式分析﹑统计分析﹑数学分析和电脑分析等，力求国际关系研究“精确化”与“科学化”，反对历史与哲理层面的规范研究，这就导致国际关系理论经历了“又一场革命”——行为主义革命[3]。

如上所述，由于数学法的优点，事实上，该时期出现的卡尔·多伊奇的“一体化理论”、戴维·辛格的“层次分析”理论、以及海沃德·阿尔克的“数学取向政治学”的确立等都对国际关系学科的科学化有着积极的影响。本文并不反对这种科学化的诉求，但反对追求科学化的过程中，无视国际关系现象所表现的纷繁复杂的多个变量及变量间的关系，如国际关系中的社会性﹑人的主观能动性、意志的不确定等。这正如传统主义者所批评的那样：政治学的要旨与物理学的要旨不同，科学知识可运用于事实，而理解、智慧和本能只是运用于人类关系的研究；主张科学方法的人往往把方法误为现实；科学方法要求高度的可测性和精确性，因此难以对付国际政治中最有变动的成分[4]。因此，方法论冷战的牺牲者是整整一代的美国研究生，他们可以不研究历史、法律和外语，就作为专家参与统计方法的讨论。强调训练包括数量分析的研究方法，受到了欢迎，但它不能取代历史、法律和语言[5]。本文认为国际关系研究采用何种方法、形式或思维方式取决于研究的内容和所解决的问题，定量研究不应是国际关系研究的全部和最后归宿，它也不可能达到对国际关系所有现象的完整把握和准确理解。

其次，为追求学科科学化与精确化，在理论建构与理论检验上无视国际关系学科的“现实性”特点。20世纪60年代后，在传统主义强大的攻势下，各派围绕科学主义革命产生的争论虽暂时落下帷幕，但对国际关系学的发展却影响深远。不久，在该论战基础上出现的结构现实主义者沃尔兹就认为，“一种符合科学哲学标准的理论，其概念和假说必须客观、精确、确定和可测量”[6]。而因类似于民族精神、国民士气等国内权力难以客观、精确的测量，因此，要构建科学理论只有将其抛弃。并认为理论要想科学，必须尽量减少变量。为此，他把国际政治系统结构分三个组成原则：系统的排列原则、单位的功能差异、系统中单位间实力的分配。他把最复杂但最重要的第二部分忽落，同时，只要民族国家存在，第一部分不会改变，即为常量。这样他仅把系统层面的第三部分作为变量，认为如不这样，“我们将必须考察不同的目标。（尽管）其中一些目标也许产生于有关国家的国内社会、政治与经济特征”[7]。结果，沃尔兹把最难控制的国内诸变量排除，表面看严谨、简约并易于逻辑推理，但却使理论离真正的国际政治现实越远，有学者为此批评它仅是一个“谬误的太阳系仪”[8]。

由于“我们正处在一个权力既向上转移又向下转移的时代，在从贸易壁垒到人权等一系列问题上，一国政策对他国的态度和政策所产生的影响，使‘国内’问题和‘国际’问题间的传统区别变得模糊不清”[9]，这种背景下，仍把国家作为一个机械的黑匣子，从而把国内因素完全忽视，在理论假设建构上明显与“必须来自于客观实践”相矛盾，那么怎么能称它为一个科学的理论[10]。当这些假设脱离了客观现实，成为“人造艺术”时，理论的解释力贫乏就在所难免。因此就导致了“它关注的只是特定结构下国家行为的基本原则，而不能对结构转化过程中国家的国际行为变化做出比较；它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释既定结构下国家的国际行为的相似性一面，但是它不能够解释在结构不变的情况下，为什么国家的国际行为还具有很大的差异性；甚至最致命的问题是，由于它的结构是自笔者设定的，它连既定结构为什么会发生变化都解释不了，许多学者批评沃尔兹的结构理论不能解释冷战（两极）体制的崩溃，理由也正在于此”[11]。

最后，对中国而言，科学主义还导致了国际关系研究者的功利主义倾向。一方面，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脱节，要么过分强调“纯理论”，要么强调“纯实践”，“国际政治理论研究和有关国际政治的政策研究，在中国是‘两张皮’”[12]，“近20年来，我们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引介工作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果，但在理论结合实际方面还存在较大的不足。一个突出的表现是，就理论而谈理论的情况较多，而将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的外交实践密切结合的学术成果则相当少见”[13]；另一方面，由于急功近利，使得研究者过多注重某些具体问题的局部研究，并赋予浓厚的功利色彩，而忽视了基础理论研究。有学者对中国大陆过去五年中三本有代表性的全国外交、国际关系核心学术期刊登载的361篇论文进行调查发现，有比较明确的包含因果关系的理论假设的论文数目仅占总数的4．4%[14]。而建立理论体系的基本途径是提出可以导向理论假设的研究问题，没有理论假设，再有多少年的努力，我们也无法建立国际关系研究的理论体系。

可见，由于国际关系学的研究对象是人，人的复杂性决定了若脱离国际关系学的自身特性，一味强调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与研究精神，必将失去主体意识与应有理性，失去学科特点，变成与自然学科没有本质区别的、脱离人和人关系的单纯追求精确的学科。要避免这种现象，就要加强从人文层面对国际关系进行研究。

二、人文主义思潮的兴起

近代人文主义兴起于20世纪。一战后，资本主义已暴露出种种矛盾，西方社会思潮开始反思近代以来的科学主义传统，认为科学方法不是万能的，如波普尔的反科学主义观[15]。延伸到学科研究方法上，不赞成把人文学科唯科学化，认为人文学科应有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这便是最近思潮变迁的一个大关键了。”[16] 关于“人文主义”概念，西方学者常把其与“人文学科”一并辨析，“人文学科是关于人类价值和精神表现的人文主义的学科”[17]，“凡重视人与上帝的关系、人的自由意志和人对于自然的优越性的态度，都是人文主义。从哲学上讲，人文主义以人为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18]。人文主义不相信科学万能，主张通过理解等定性方法逐渐把握未知的世界。人文文化的价值认同为伦理性信念，也即超越时空的永恒性信仰，因此，这种信念(信仰)会因地域文化特征的差异和人文文化传统的不同而有所不同[19]。这也是中国学者持国际关系理论“二元论”的主要逻辑前提[20]。

近年来，国际关系研究也出现了人文主义趋向，注重把“国际关系学”与对“人”的研究紧密结合起来，尤以建构主义为典型代表。一方面，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国际制度不断加强，造成国关学界的“反思学派”企图以社会批判精神和高扬“实践理性”为口号，要求学界重新重视国际关系的社会历史性、人文性以及反思性，适当地摆脱实证主义和工具理性对于国际关系研究的统治[21]。另一方面，冷战于1991年以一种令人始料未及的方式戛然而止，现有理论中的利益、权力和制度变量均不能完全给予解释。这启发一些学者另辟蹊径，转而从历史社会学和后现代主义哲学角度，致力于发展一些解释力和预测性更强的理论。建构主义就是这种背景下发展起来的，认为“世界是被演绎的而不是被实证的，不存在一种可以与现实本身完全相符合的最终知识。人们凭借语言、符号、意象、画面及其它社会工具再现他们所理解和所观察到的世界，而且，人们的观察和理解不断受到自身及外界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历史经历、信仰与意识形态乃至偏见等因素的影响”[22]，其代表人物有温特、奥勒夫、卡赞斯坦、考斯洛斯基等人。与自然实证主义相比，建构主义者认为国际结构不仅是物质现象，还是观念现象，在物质世界之外，还存在一个意义(meaning)与知识的世界，或者说存在一个主体间(意识相互联系的)世界(intersubjective world)——由共享的知识组成的世界[23]。

建构主义者认为，作为国际社会主要施动者的“国家”也是有意图的行为体，具有自我意识，它实际上无法被看到，其行动依赖于个人活动，个人的共有知识再造了国家作为团体人或团体自我的观念，“国家也是人”[24]。事实上，该理论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在国际关系的动力和构成问题上，把人复活了。此前，包括经典现实主义在内的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均以经典经济学的方式，把国家作为“经济人”，即把国家非人化。经济学是一种理性选择的思维方式，标准是效用最大化，不考虑作为社会基本单位的人的本体性问题，只考虑这些被假定为利己者在给定利益驱动下的行为。建构主义力图使人性回归国际政治，使人的能动性、社会性和实践性体现出来，因此也使政治的本意体现出来。人性的回归自然涉及到根本的哲学问题[25]。由于它深刻地分析了个体主义的人和人性，揭示出施动者(国家)由个人组成，个人意愿的多元化作用建构了国家共同观念，它甚至把国家看作有观念和主观性的“人”，而非客观符号，因此，建构主义的思想落脚点在于人文主义。据此可见，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研究范式间的区别有以下几点：

首先，科学观对立；科学主义主张以物理、生理和生物的自然科学模式塑造国际关系学。而人文主义坚持整体原则，主张根据学科特点，而非盲目仿效自然科学进行国际关系研究。科学主义为“求科学”，强调国际关系学应忽视主观性变量，人文主义则强调为“求真”，国际关系学必须关注这些变量。其次，人性对立；在科学主义那里，人以及与此相联的国内政治，被降格为机械的“黑匣子”，无视其社会性。而人文主义则强调人的主体性，从意志、社会文化历史与哲学的角度由深层而不是浮于表面地理解国际关系。最后，研究方法对立；科学主义认为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是达至真理的惟一方法，主张采用数学、统计、实验、测验等对国际关系进行量化研究。人文主义则主张采用问题中心，对国际关系应采取理解的态度，研究中大量采用人文科学的方法，如个案法、访谈法、历史法、观察法等。两种范式区别参见下表：

表一：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研究范式的公理关照

公理主题	科学主义范式	人文主义范式
现实	可分列的	整体的
探索者与对象之间的关系	独立的	相互联系的
行动归因和解释	“真正”的起因：时间上占先的或同时的；可控制的；或然的	归因的造就者：相互影响不可控制的；似乎有理的
价值与探索者关系	超越价值标准	受价值标准影响

表二：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两种范式态度对照

态度	科学主义范式	人文主义范式
所偏爱的方法	定量方法	定性方法
理论来源	先验法	所探究的问题及资料
使用知识的类型	陈述的知识（能转换成语言形式）	不言而喻的知识：直觉、理解等
工具	非人的手段	人
计划	预先决定的	自然发生
环境	实验室	自然

资料来源：格巴·林肯《自然主义探究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载于瞿葆套主编，《教育学文集 教育研究方法》，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引用时略有修改。

由上可见，针对部分国际关系研究者对科学主义范式的盲目崇拜、技术至上造成的人文主义失落与主体沦丧，人文主义范式强调研究中主体因素的介入，主张运用理解等方法对国际关系整体把握，无疑是对科学主义的极好修正。但是，既然作为一门学科，研究就应尽量追求科学化，也唯有此，才能推动其建设，国际关系学作为新兴学科尤其应该如此。而人文主义者强调理解的方法，无疑有悖于现代科学精神。因为，作为一门学科知识谱系，其科学知识的“知识点”非常多，如果互相之间的联系没有弄清楚，学科的发展将非常困难。联系的途径有两条，其一是亲自体验，通过参与体验学到知识或改变误解；其二是逻辑推理，逻辑无法用通常的感官去体验，它必须借助大量自然科学的方法。对于国际关系学科，单单通过亲自体验来理解国际关系显然并不现实。可见，人文主义的兴起只有融入科学主义，才能真正体现其价值。再说，“人文主义”和其他“主义”一样，只是一种思想态度与价值指向，其所内蕴的核心概念是“人文文化”，而在“人文文化”和“科学文化”等非人文文化间，本来就不存在截然两分的边界。它对抗科学主义但并不摒弃科学，它持守信念伦理但并不排除与责任伦理间的互通性关系，它重想象、重悟性可并不否定逻辑思维存在的必然性与重要性[26]。因此，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可以互相补充”[27]。这即是国际关系研究引进科学人文主义的逻辑前提。

三、科学人文主义兴起与中国国际关系学接受的必然

人类历史发展无法离开科学技术开拓和人文关照。对于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分裂，现代科学史学科奠基人萨顿甚至认为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可怕的冲突”[28]。他同时指出：“我们必须使科学人文主义化，最好是说明科学与人类其他活动的多种多样关系——科学与我们人类本性的关系”[29]。他主张既要重视科学的物质价值，更应重视科学的精神价值。在萨顿看来，只要关注科学中的人性，或者在科学中“注入”人性，问题就会得到解决，就此他提出一种以科学为基础的新人文主义——“科学人文主义”（ 又称“科学人性化”）。

科学人文主义自提出后，引起了科学哲学等领域学者的广泛关注及深入探讨。至20世纪50年代末，斯诺明确指认了“两种文化”现象，之后布罗克曼提出“第三种文化”，科学研究 ( science study)开始发展到科学的社会研究(The social study of science)，并在自然科学、科学史、科学哲学领域，以及整个后现代思潮中迅速发展[30]。20世纪80年代，在英国等地还兴起了影响较大的科学知识社会学 (SSK)与科学文化研究(CSS)等学派。在实践层面，国际社会已达成共识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即为一例。基于我国现实社会实践科学化的迫切需要与侧重人文文化的传统，因此对科学人文主义也予以热烈回应，“科教兴国，人文导向”、“以人文精神高度审视科学”、“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以及2002年举办首届科学文化研讨会后发表的“科学文化人宣言”等均是试图把人文主义融入科学的典型表现。同时，牟宗三的“返本开新”说、余英时的“内在超越与外在超越”说、杜维明的“创造性的转化”理论等，则是试图把科学融入人文主义的努力。显然，两者的融合在中国已初步形成了有其自身特色的“科学人文主义”[31]。

如上所述，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研究范式的对立已导致一系列危机，如理论琐碎，各理论间难以沟通，难成体系；视野狭窄，无法将各种国际关系事件相互联系，揭示真相；方法单一，各类方法难以相互补充。如何从两种研究取向入手，有利于国际关系学的研究呢？可以说两大思潮的融合——科学人文主义，是现代国际关系研究的必然归宿。人文主义应该，且也可以通过融入科学主义达至此目标，关于其原因，本文认为大致有以下几点：

其一，时代发展使然，即由“科学在当代的发展和人的主体价值充分张扬的现实决定的”[32]。一方面，在现代哲学中，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已走向融合。在科学主义的哲学探索中已纳入人的因素，人在科学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已得到充分肯定；另一方面，以前国际关系表现为国家间相互独立，而现在日益走向整体化。随着相互依赖与跨国交流的加深，在国际层面出现了跨国市民社会，并成为国际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参与并推动着国际政治的进程。更为重要的是，市民社会从国内与国际方向上发挥着对国家的制约作用[33]。对此研究，在学科科学化的前提下无疑要加强对社会化因素中的人文主义探求。

其二，国际关系学科自身特点的要求使然，“社会科学是研究社会的，国际关系研究不可能排除国家之间的社会性实践”[34]。科学在提高国际关系学科独立的同时，作为社会科学，其研究的最高目的在于用语言解释规律，也即形成理论，以此解释现实并预测未来，这就决定了“理论”必须来自于客观实践[35]。由于国际关系学科的最终研究对象与研究目的都是人，而人是被社会化了的有意识、有情感、有意志、有理想，因此其研究必然要求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走向融合。事实上，早在20 世纪70年代，已有不少西方国际政治学者意识到计量分析和科学主义的研究方法已无法解释由人组成的社会所面临的复杂矛盾。冷战结束后的这些年，这种认识得到深化，文化分析和认同研究逐渐增多即是典型表现，如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福山与布热津斯基等人的“大分裂说”等[36]。在各种新的作品里面，最出色的一部著作名叫《国际关系理论里文化与认同的回归》（中文译名《文化和认同：国际关系回归理论》），该部作品分析了后威斯特伐利亚时代国家和民族主义面临的挑战，提出了全球政治中的忠诚问题，提示了文化与国际关系的复杂联系，乃至对“他者”、“相遇”、“想像”、“乡土观念”、“距离效应”、“国际性国家”、“地球民族主义”、世界各地（ 包括美国）的“巴尔干化”等话语做了仔细追踪。在两位编者看来，与其说是文化和认同范畴新近才出现，不如讲是它们返回到国际关系学的港湾，而这种回归是学术和历史的必然[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