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抑或主流
——国内民间对日情绪的传播及其影响分析
作者：赵晨
[内容摘要]：近年来，国内民间产生了一种日益增长的参政议政情绪，其中尤其突出的就是国内民间对日情绪的持续高涨与传播，这种情绪的发展对中国政府对外政策的影响正在不断增加。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也在一步步地与来自民间的参政议政情绪产生着越来越深层次的互动。近年来很多媒体将这种情绪混同于民族主义，本文将以新的概念对其进行定义，明确民间对日政治情绪、对外政策的非官方影响力的内涵及其产生原因与传播渠道；并试图了解与解读民间对外政治情绪与政府在决策层面的互动情况。同时，对比中日关系十几年以来的发展史和相应的个案研究，观察民间对日政治情绪在中日关系变化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关键词]：民间政治情绪 中日关系 对外政策的非官方影响力 政府民间互动 民族主义
引言
“草根”直译自英文的grass roots，有人认为它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同政府或决策者相对的势力；一是指同主流、精英文化或精英阶层相对应的弱势阶层。本文所指的“草根”，是包含了以上两种意义的源自民间的社会认同或关注。
而本文所指的“主流”则是相对“草根”而言的国家政策层面的发展方向或认同。
随着网络交流的发展壮大，普通民众表达自己意见的渠道被极大地拓展，加上网络的种种传播学优势，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通过这一渠道表达、传播自己的政治见解。
近年来在国内蓬勃发展的民间对日情绪，引发了国内外的强烈关注，这股情绪是如何传播并作用于社会，它的发展趋势是怎样的，它对中日关系将产生何种影响，本文将做一个简要分析。
一、基本概念阐述
自“冷战”结束、两极格局解体以来，由于旧的格局被打破、旧的理想失落，压抑已久的宣扬民族精神、民族情绪的民族主义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地重新抬头。而在我国，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国力不断的增强，人们的民族自豪感激增。特别是在90年代中后期至今的一段时间里，许多国内外的专家学者提出，一种民族主义思潮正在中国兴起，而这股民族主义之风在他们看来是与以往的民族主义有所不同的，于是，“新民族主义”、“大众民族主义”等名词便应运而生了。
本文并不赞同将目前国内盛行的来自民间的对中国外交方面的关注与意见倾向称为“民族主义”、“大众民族主义”、“新民族主义”、或“网络民族主义”。尽管现在国内流行的大众对日观点[1]与建国前各个时期出现的民族主义有相似之处，但本文并不认为目前的这种社会关注或社会舆论属于“民族主义”范畴。
在名词选用方面，本文认同“民族主义的自我否定”这一观点[2]。该观点认为，民族主义的理论基石是民族自决权理论，“民族自决权”是指各民族有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直到自由分离成立独立国家的权力。民族自决权包含着自我否定的逻辑：其核心是各民族有自主建立国家和选择国家形式的权力。当某一民族还在受外国奴役或没有自己的国家的时候，其民族存在的最高原则就是民族自决权，即有自主建国的权利。但是当这个民族通过自决成立了国家，那么它原来享有的民族自决权在这时候就已让渡并服从于国家主权，民族身份应让位于国家公民的身份，原先民族自决权在国际舞台上的民族主体地位也自动让位于其自主选择的国家主体地位。这时原先的民族主义，就在逻辑上和实践上完成了自我否定。因此，在没有异族侵略的情况下，民族国家建立后再提民族主义是不科学与不合时宜的。
同时，本文的研究对象又与单纯的“民间舆论”、“街头巷议”亦有区别，因此本文使用了“民间对日情绪”一词。“民间对日情绪”包含了以下特点和要素：
①来自民间、传播发展于民间；
②是一种带有政治和文化背景的“情绪”，产生于普通民众对于中国对外政策或中外关系的看法之中；
③包含了理性和非理性因素，并且没有形成统一的、具有纲领性精神的理念，其内部是具有差异性的，只是在某些方面有所重合；
④特别针对中日关系而非其他方面。
与之相适应地，本文将使用“对日（对外）政策的非官方影响力”一词作为“民间对日（对外）情绪”所产生的社会影响、政策影响的描述。关于这一概念，本文将其描述为以下几个特征：
①这是一种有针对性的社会舆论；
②它的目的，是要求政府在对外政策决策或对具体涉外事件的处理上，按照民间某种具有代表性的意愿，做出相应调整或修改；
③它的产生和发展方式，是通过各种媒体平台表达观点，并吸收赞同者。必要时，也可能进行有组织、有明确目标的实体性活动（如集会或发动签名运动）；
④它的结果是引起政府注意，并对其进行有针对性的行政、非行政作为；
⑤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并不认为，每一个个案都会产生确实的政策更改效果。即，这种“非官方影响力”的最终结果不一定是必然使得政府决策产生转变。它的“影响”也可能通过其他形式得以体现，比如引发较大的社会反响或对今后政府的决策过程产生影响等。
以上是本文将使用的最主要的两个概念的描述。下面，本文将对另外几个可能涉及的概念做简单说明：
民间对外政治情绪：与“民间对日情绪”意义基本相同，但不特指对日本的情绪。
官方舆论[3]：在当今中国，大致只有很少数由中央政府以及省级政府直接经管的媒体才能被认为是纯官方舆论喉舌，其余则大都是半官方和非官方的。
传统媒体：在本文中主要指早已形成并发展多年的纸媒（在国内合法出版的报刊杂志）、电视媒体、广播媒体等。与之相对应的是近些年来广泛发展的网络媒体等新兴大众传播媒介。
民间、大众：所有非官方阶层的统称，即他们的言论或观点并不具有政府背景。
二、中日关系13年来变化发展轨迹
中日关系一直是中国对外战略的重要一环，自1972年中日关系正常化以来，中日官方关系从无到有、从民间到官方、从文化到经贸，及至1978年两国签订《中日友好和平条约》，直至八十年代末，经历了一段持续发展、不断升温的时期。尽管其间掺杂了教科书、钓鱼岛等中日关系敏感问题和敏感时期，但总体来说，中日关系在这一时期是在不断向前发展的。
“八九事件”后，中国受到国际社会排挤。1991年，中国开始在国际上寻求外交突破，是日本最先与中国恢复接触，并继续向中国提供ODA援助。可以说，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的中日关系，确实是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双方也都从中哦功能获益良多。此后，随着日本经济的持续低迷，日本国内的种种反华思潮开始蔓延发展，中日关系一步步走向了恶化；发展至今，中日政治关系走到了前所未有的低谷时期。无论是学者或是普通民众，很少有人怀疑中日关系陷入了一种或者继续恶化、或者至少长时间保持严重政治对立的僵局。
本文选取《人民日报》自1992年中日关系全面恢复起，至2005年4月国内发生反日大游行为止的这12年时间所刊登的全部涉及日本的文章，通过文献回顾[4]的方式，描述中日关系发展变化的轨迹。
《人民日报》历来被视作中共中央、中央政府的喉舌，是中国最具官方背景的大众纸媒，同时担负着指示政府意向和对国内外宣传的任务，其内容一直被视为决策层的意志反应。因此一直是国内外研究人员研究中国政府各方面态度、中国各方面状况的首选参照。在《人民日报》上，即使是对某个客观事件的报道篇幅、刊登版面等信息，都会被作为分析中国政府对该事件官方态度反映的某种指标。以下的数据分析中，本文将利用《人民日报》的这种官方权威性，对其涉日的报道、介绍、评论等进行统计、分析，并从中解读出1993～2005年（研究回溯时间段期间），中国的对日态度是如何变化的（可以视为中国民间如何看待日本的侧面反映）。
另一方面，《人民日报》的信息量非常稳定，有利于进行长期的数据量化分析。做为中国第一大报，《人民日报》每日信息量的安排是有规律的，不同时期对某方面内容的不同侧重，很容易反映出当时政府和社会的关注热点。这一特点无论是对定量分析还是定性分析，都十分有利。
在下文将进行分析的《人民日报》统计数据中，舍弃了两类与日本有关的文章数据：
①只在内容中涉及日本，但实际上与日本、中国对外政策或中日关系无关的。比如：
②反映日本与别国政治、经济关系的。此类文章虽然也能通过《人民日报》的刊载量反映出国内或官方对日本的关注程度，但毕竟过于间接，而且也有可能是为了突出对第三国的关注才刊登的。从这类报道在《人民日报》的刊登情况来看，基本集中在国际版，属于常规性的国际要闻，新闻性较强而政治性相对较弱，对研究中日关系冷热意义不大，且统计学干扰因素较多。比较典型的如：
因此，本文所指“《人民日报》涉日文章”，其准确的内涵表述应为：与日本或中日关系直接相关的文章或报道，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关系等方面。
上表是根据《人民日报》中所有涉日文章的大体分类，按照时间顺序绘制的数量走势图。从中可以清晰地观察到中日关系在1992年中旬到2005年初期经历了几次关系高潮和低谷时期。
1994年9月，日本政府不顾我强烈反对和严正交涉，允许台行政院副院长徐立德赴日出席广岛亚运会开幕式，引发中日广岛亚运会风波。此后，中日关系开始走下坡路，1996年7月起，日本右翼团体成员连续四次登上钓鱼岛，引发中日钓鱼岛风波。中日关系进入紧张时期，随后的
1998年4月和11月，时任国家副主席的胡锦涛和国家主席江泽民先后访日，在中方的积极推动和日本的默契配合下，中日关系再次走入了一个充满发展希望的时期。但是
日本方面很快采取了补救措施。
通过上面对中日关系大事件的整理，可以发现，《人民日报》中涉日文章的报道幅度，与中日关系发展的状态是存在关联关系的。这不仅证明了《人民日报》的指标性价值，更说明中国政府对中日关系的把握一直是冷静而有分寸的。中日关系12年来的两次高潮都是双方共同努力、进行高层互访的结果；而每一次进入低谷，其直接原因都是由于日本政府在中日关系敏感问题上做出了损害中国利益和民族感情的行为。
民间方面，随着日本近些年作出的这些伤害中日关系的行为，中国国内产生了一种夹杂着历史惨痛记忆的反日情绪。每当日本的举动触动了这一情绪时，反日情绪便高涨一筹。2003年，表面看来仅仅是场政府背景商业谈判的中日、中德高铁贸易，随着一篇最初发布于“爱国者同盟”网名为《吐血力谏：京沪高铁的忧思！》的帖子，以及几乎与此同时由该网站联合数家颇有影响的个人军事政治类站点发起的“反对京沪高铁使用日本新干线技术万人签名”，使得京沪高铁的决策问题引起了传媒、进而中央政府的关注。最后竟导致本已按部就班的中日商业谈判不了了之，最终搁浅。普通大众终于在八九之后长久的等待中找到了他们发出声音的渠道。
自此之后，发端于网络的各种活动接踵而至：数次民间保钓团体发起的签名、登（钓鱼）岛活动；各大军事论坛不时发起的在日本驻华使馆前的和平示威活动，都不约而同地采取了网络发布、线上联系、线下集合、活动后通过网络进行宣传的方式。及至2004年上半年的“全球华人反台独大签名”活动，仍然是始发于中国大陆的爱国者同盟网，但其号召力和影响力竟波及全球华人圈，几乎所有的专业、非专业论坛、网站都参与其中，甚至包括了中国几大企业级的综合门户网站，而签名的结果在进行技术筛选后，提交到了联合国。
从2002年末开始，至2005年三、四月份，中国政府出于中国外交战略的大局观和对中日关系乐观的长期期望，先后几次向日本做出一些旨在缓解紧张和改善关系的主动表示。然而日本政府不仅始终没有采取类似20世纪90年代时的那种“高层默契”来积极呼应，反而反复在中日关系敏感问题上采取种种单方面的表态，甚至前所未有地开始对台湾问题进行官方表态，连同小泉纯一郎近乎固执地参拜靖国神社行为，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利益和民族感情，触及了保持中日政治关系稳定的基础。笔者将此视为中日关系严重恶化的直接原因。
同时伴随着其他一些中日结构性矛盾的因素，中国媒体从2005年初开始，对日本的种种过分行动和日本国内少数右翼团体的频繁活动做了高密度、高频率的重点报道，中国民间的反日情绪随之前所未有地高涨起来，最终促成了
此后，中国政府本着负责的态度，采取了一系列公共宣传措施，伴以有效的媒体调控手段，可以说成功地预防了国内反日游行的再次爆发。但日本政府仍然没有在有关问题上做出修补行动，2005年5月下旬，以中国政府突然取消吴仪副总理与小泉首相的会面为转折点，中国政府在对日政策上开始采取了一种全新的以强硬为特征的基本态度。
由上可见，与中日关系发展变化相辅相成的民间对外政治情绪的发展，从最开始的呼应，到后来的与政府产生微妙互动，对外政策的非官方影响力已经成为了中国对外决策过程中一个重要的新兴因素。事实上，无论中国政府或民间本身，几乎没有谁对这种星星之火式的全新参政议政形式是完全适应的，这其中有着很多的新变化，随之而来也有不少新困惑。
如何理解这种民间对外政治情绪，如何使它与中国的对外关系步伐保持一致，这种情绪今后的走向是怎样的，成为一个综合了国际政治与社会学视角的全新问题。
三、民间对外政治情绪的表达渠道
1、大致分类与概述
民间对日政治情绪即是民间对外政治情绪的一部分，或者说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因为在各种以民间对外政治情绪为根源的事件或思潮中，针对日本的不仅在数量上占有优势，在层次和动员面上也占有很大优势。
民间对外政治情绪其实早就存在于中国社会内部，但与西方国家的民主制不同的是，它在建国后很长的时期内，难以成为一种具有社会性影响力的社会意识。
一种政治情绪（主要是对外政策方面）的传播与产生影响，与其得以表达的渠道是分不开的，缺少了表达的渠道，这种关注和认同只能在小圈子里打转，而不能形成社会性的影响力。
本文认为，“民间对外政治情绪的表达渠道”的形成，是需要一些前提条件的：首先是国内政治的进步，只有开放的社会才能允许非官方意见的表达与传播；其次是社会经济发展导致的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这为普通民众表达自己对国际关系的看法提供了经济基础；第三是大众教育的普及和发展，这是民间对外政治情绪得以表达的文化基础，正是因为具备了这种文化基础，才使得本文所研究的“民间对日情绪”、“对外政策的非官方影响力”区别于茶余饭后事不关己的聊天消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