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西第四与第五共和国外交政策比较
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100091） 潘融
[内容摘要] 1958年无疑是法国外交一个最重要的转折点。从第四共和国到第五共和国，法国外交经历了从梦想到现实，从对新世界的不适应到适应，从老殖民主义到非殖民主义，从对超级大国现象的不适应到适应等一系列变化过程。观察这个变化，对我们认识戴高乐主义有相当的帮助。
[关键词]戴高乐主义、殖民主义、外交政策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法国曾是一个称雄欧洲和影响遍及全球的强国，如今她依旧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研究当代法国外交政策史，1958年无疑是法国外交最重要的转折点之一。从第四共和国到第五共和国，法国外交经历了从梦想到现实，从对新世界的不适应到适应，从老殖民主义到非殖民主义，从对超级大国现象的不适应到适应等一系列变化过程。对比这一变化前后法国外交的特点，考量其中的延续性和创新性，对我们更好地理解当代法国外交，更好地理解戴高乐主义是有一定益处的。本文将主要对比第四共和国时期与第五共和国戴高乐执政时期的法国外交政策。
根本利益：维护大国地位
维护大国地位，这是几世纪以来法国外交的首要目标。由于法国在世界史上所处的特殊地位，大国观念深深扎根在法国历史传统和法国人民心中。二战期间，法国一败涂地，国土沦丧，因此洗刷战败耻辱、恢复大国地位，成为法国举国上下的共识。这是战后60年来法国对外政策的主线，也是第四第五共和国外交政策的一个主要共同点。在第四共和国时期，历任政府首脑，从乔治·皮杜尔，雷纳·普利文到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一再要求建立法美英三国领导体制。他们虽明知法国已不再是一流国家，却继续顽强地表现出要被承认为世界大国的意愿。但第四共和国在实现这一目标的同时，却面临着两个致命的弱点：国内政治危机迭起，政府更迭频繁，在第四共和国短短11年零4个月的历史中居然出现了19次内阁危机，这大大削弱了共和国的对外行动能力；连年的殖民战争侵蚀其经济军事实力和国际声誉，第四共和国先后陷入越南战争和阿尔及利亚战争的泥潭，实现与恢复大国地位的战略目标力不从心。因此，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第四共和国外交实行的是经济上依赖美国援助，军事上依靠美国保护，政治上仰承美国鼻息的大西洋政策。这大大延缓了法国地位的恢复，引发了民众的不满。
比较而言，戴高乐的外交政策则相对强硬与务实，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第五共和国以现实政治为指导的抗美独立的外交政策思想。就法国与北约的关系而论，我们从史料中可以发现，1958年第五共和国一成立，戴高乐就要求改组北约，主张建立美英法三国指导机构，从而让法国分享西方世界的领导权。1966年，戴高乐更是做出惊人之举：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组织。用戴高乐的话说，这一决定使法国“恢复享有主权正常局面，使法国的土地、天空、海洋和部队以及在法国领土上所有的外国设施仅仅受法国的管辖。”这是法国外交转型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不仅使法国摆脱了在军事上、政治上对美国的依附关系，而且使法国进一步从“集团政治”中解放了出来，在东西方关系中处于了一种特殊地位，这对恢复法国的大国地位无疑是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从第四第五共和国，企求以军事实力特别是核武器为后盾，争取大国地位的政策是一贯的。发展核武器的努力反映了法国历届领导人的信念：在核时代，核武器是一个国家国力和国际地位的重要标志，在一定意义上，谁掌握核武器谁才能挤进世界大国行列。就是这种信念推动着法国成为了仅次于美俄的世界第三核大国。另外，历届政府奉行的西欧联合政策也是一脉相承的。特别是1950年“舒曼计划”实施以后，法国试图通过西欧一体化结构来拴住德国，通过组织以法国为主导的西欧联合，赢得至少不低于英国而高于德国的地位，进而建立“法国的欧洲”，树立法国的世界大国地位。
从不适应到适应：法国的重新定位和戴高乐主义的形成
战后法国外交最大的变化莫过于从对战后世界的新形势、欧洲新格局的不适应到逐步适应这一历史性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国际关系方面影响最为深远的后果是彻底摧毁了数百年来形成的欧洲列强争雄的多极体系，“欧洲中心”结构不复存在了。一个由欧洲列强主宰全球的时代结束了，代之而起的是美苏争霸世界的两极格局。
在第四共和国时期，法国的对外政策往往不是根据世界和欧洲的新特点、新形势制定的，更多的是因袭传统观念和传统外交，处处被国际事态牵着鼻子走，缺乏驾驭事态的总体政治思想。因此，法国外交长期陷于未能适应变化了的外部世界的严重危机。而这种对国际重大变化的不适应又转化为无休止的国内争议，与党派斗争紧紧纠缠在一起，从而不仅使法国在外交上处于被动地位，而且导致国内政局不稳定。第四共和国时期，法国始终与对外战争联系在了一起，从1946年的印度支那战争，到1954年的苏伊士运河战争，再到导致第四共和国垮台的阿尔及利亚殖民战争都是法国在这一时期未能适应时代潮流而陷入的无止境的泥潭。虽然第四共和国的孟戴斯-弗朗斯曾试图调整政策以适应战后新形势，比如他冲破美国和国内主战派的阻挠，果断结束印度支那战争，不顾美国压力葬送了“欧洲防务集团”条约等等，但他的对外政策依旧没有脱出“大西洋政策”的范畴，没有能提出使法国适应超级大国现象的一套新的政策主张。
戴高乐于1958年重新执政以后最大的成就乃是实现了法国外交对战后世界的适应，制定了在两局格局中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一整套方案政策，使法国外交具有了一定的驾驭国际事态的能力。戴高乐再次上台以后，对美国采取既结盟又独立、在联盟中增强独立地位的政策。既从一个超级大国获取不可或缺的军事保护，又在保护者面前保持独立。对苏联采取“缓和、谅解、合作”政策，建立法苏特殊关系，借助苏联增强同美国分庭抗礼的资本。与此同时，戴高乐还联德排英，以“欧洲人的欧洲”对抗美国的“大西洋共同体”，加强西欧和法国对美苏，特别是对美国的地位和独立性。
人们通常把抗美独立、争取大国地位视为戴高乐外交政策的特色，并视其为“戴高乐主义”。诚然，这是戴高乐外交的主要战略目标，但不是全部。戴高乐的全球战略基本点是：打破两极格局，冲破集团对立的基本结构，推动世界向多极化发展。他把维护民族独立、争取大国地位同突破两极格局，冲破集团束缚、推动多极化趋势有机地结合了起来，形成了我们现在意义上的“戴高乐主义”。
帝国的转型：旧殖民体系的瓦解
从战后初期到50年代末，面对风气云涌的民族解放运动，法国历代领导人都无所适从。正因为法国在二战中惨败，国际地位一落千丈，法国统治集团更是把保持殖民帝国的完整性作为恢复大国地位的一张王牌。
从第四共和国的诞生直到崩溃，都与殖民战争紧紧绑在一起。1946年“肮脏的战争”印度支那战争打响，一打就是8年，在付出了30000多亿旧法郎，92200名军人死亡的代价后，法国被迫撤出了印度支那。1956年，法国联合英国、以色列发动了可耻的苏伊士运河战争，战争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根本无法支撑下去，欧洲老殖民主义的最后一次军事冒险以失败而告终，“炮舰政策”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1954年开始的阿尔及利亚战争，更是由于法国政府高层死抱“阿尔及利亚就是法国”的思想不放，不肯触及阿尔及利亚殖民集团利益，而越陷越深，导致法国政治危机加深，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空前激化，最终埋葬了第四共和国。究其原因，这与第四共和国的殖民帝国观念是密不可分的。
戴高乐原是一个竭力维护法兰西殖民帝国的帝国派军人，把遍及全球的殖民地看作是法兰西光辉业绩的一部分。他在第四共和国崩溃以后的重新上台，也与以苏斯戴尔、马叙为首的阿尔及利亚殖民集团的支持密不可分。但由于不可抗拒的民族解放浪潮的猛烈冲击，戴高乐从全局的战略利益着眼，使自己的政策逐步顺应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的形势，转变为非殖民化的倡导者和坚定不移的实施者。他以过人的胆略和政治魄力冲破统治集团内部的障碍和顽抗，果断结束了旷日持久的阿尔及利亚殖民战争。他进而实现了整个法兰西殖民帝国的非殖民化，法属非洲至今已全部独立。戴高乐以“合作”政策取代老殖民主义政策，同新独立国家签署了一系列“合作”协定。实行非殖民化的结果是，法国最大可能地保住了尚能保全的传统势力和利益，大大改善了法国的国际环境，恢复和扩大了法国在第三世界的影响，在政治上取得了主动。
戴高乐的遗产
戴高乐的时代早已结束，但是戴高乐的遗产留了下来。
在法国国内，“戴高乐主义”一直盛行不衰，而如今“戴高乐主义”更是早已越出边境而成为一种欧洲现象。在经历了几十年的“芬兰化”以后，欧洲各国的民族主义重新兴起，独立自主唤起了欧洲的自豪感。“戴高乐主义”已成为西欧国家摆脱美国控制、谋求独立发展的同义语，在西欧进一步得到传播和发扬。
参考书目：
《战后法国政治史》，吴国庆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9
《战后法国外交史》，张锡昌、周剑卿著，世界出版社，1993
《战后国际关系史》，方连庆、刘金质、王炳元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