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理念转变
[世界经济专业06级 杨丽丹、许艳云]
【摘要】转型中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问题是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问题，尤其是在当前空前开放的环境下，客观的认识与应对我国经济安全面临的危险与问题，及时转变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理念，并在贸易政策的制定等方面改善国家经济安全态势，进一步在扩大开放进程中提高我国经济安全度，寻找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途径与手段，是本文的现实意义所在。
【关键词】国家经济安全 问题 安全理念 贸易政策
直到今天为止，无论是经济学家，还是社会舆论中，都没有一个统一的经济安全的标准，对经济安全的内涵、外延、界定都是很不清晰的。正因为如此，在世界各国都有“经济安全”被滥用问题，并出现以维护经济安全为遁词的保护主义倾向，前不久广为争论的“跨国公司并购”，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不免就给我们提出了新的问题：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我们究竟应该如何认识国家经济安全？究竟应该树立怎样的新安全观，才能更好的维护国家经济利益不受侵犯？本文试图在这几个问题上进行研究，并提出了笔者的看法。
一、国家经济安全的概念界定：
所谓国家经济安全，就是指一国最为根本的经济利益不受伤害。其主要内容包括：一国经济在整体上主权独立、基础稳固、运行健康、增长稳定、发展持续；在国际经济生活中具有一定的自主性、防卫力和竞争力；不至于因为某些问题的演化而使整个经济受到过大的打击和遭受过多的损失；能够避免或化解可能发生的局部性或全局性的危机。
一个经济体在一种开放的经济环境下，若经济短期的运行正常，且经济可持续的增长和国家竞争力的提升也能得到保障，我们就认为该经济体处于安全的态势下。安全的实质是一种状态而不是目的，是为了营造更好的实现自己经济利益的环境。我们可以把国家经济安全分为政府对国家经济危机的控制范围和手段、国内经济和国际经济三个层面。一般状况下，国家经济风险在政府有效控制范围以内，国家经济安全运行。一旦风险水平超过政府控制能力的临界状态，则会影响国家经济安全。[①]
我国是个转型中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如何维护国家的经济安全问题是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问题，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认识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
首先，没有开放，就无所谓国家经济的安全。影响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因素既有来自国内、国际的因素，同时又有国内、国际因素的互动影响而产生的新因素。把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置于经济全球化中去系统地研究应成为我们分析经济安全问题、解决经济安全隐患所应采用的基本分析方法。从长远看由封闭而带来的落后和贫穷才是最大的经济不安全。
其次，经济安全问题普遍存在。但是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处于国际分工体系中低梯度层次的发展中国家是最易遭受危机冲击，而发展中国家发生的经济危机也会通过贸易和国际分工链迅速向世界扩散，发达国家亦不能幸免。可以说，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不存在绝对的经济安全。正视经济风险的客观存在，努力消除威胁经济安全的隐患，加强预警机制和信息管理，不断增强自身抗御经济风险的能力，应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内容。
再次，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问题具有内外交织的复杂性。经济体内部的威胁因素如果没有及时消除，则经济安全问题便会失去立身的基础；经济体外部的不利因素如果没有提前化解，其经济安全问题也得不到保障。发展中国家从经济全球化中受益程度的大小与其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程度是正相关的，与其抗御经济风险的能力也是正相关的。所以，加快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应成为发展中国家维护经济安全的当务之急。同时应采取积极的态度通过进一步开放市场的政策把民族企业推向全球竞争的行列，提高民族企业国际竞争力，增强经济体内部的抗风险能力。
最后，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发展中国家控制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的能力较弱，这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波动性大、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发展中国家控制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的能力等同于其具有的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能力。此言有理之处在于，控制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的能力主要体现在对稀缺生产要素(长期资本、技术、人才等)吸纳能力、引导能力、控制或减少稀缺生产要素流出国境能力以及对国际游资的控制能力等方面，这些都是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条件。发展中国家提高这些方面的能力，并不在于其政策是如何优惠，自然条件是如何优越，而主要取决于市场的有效性和公共环境水平。因此，努力保持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创造与维护有效的市场机制和良好的公共环境，应成为发展中国家维护其经济安全的重要内容之一。
二、我国紧迫的国家经济安全问题：
转型转轨国家尤应关注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国家经济安全反映的是一国经济受威胁的程度，涉及国家、社会、个人三大主体，因此利益冲突是难免的。先恰科夫认为，制定国家经济安全战略与政策的前提是客观地预测评价国家经济安全遇到的问题，并协调好各主体之间的关系。从利益冲突的视角看，当下中国亟待关注的国家经济安全问题有以下几方面：
其一，盲目追求经济规模，忽视迅速扩大下掩盖下的经济质量问题。胡鞍钢曾说：“中央政府成为经济波动的主要冲击源，各地方政府则放大和加剧经济波动。”[②]其原因是，当中央把经济增长率指标由百分之六提高到百分之八到百分之九，这就使得各省区经济增长率指标至少要提高到百分之十以上，相应地市县经济增长率指标则会抬得更高。这些经济行为反映在“投资热”、“开发区热”、“房地产热”、“股票热”，最终表现为“经济过热”。当中央计划被放大，危及全局经济稳定时，中央政府被迫实行经济紧缩政策。如此循环，我国怎能在经济内涵和经济质量方面的取得进步，从而提高经济安全指数？
其二，核心技术长期依赖国外，缺乏自主创新的自有知识产权。这种情况带来的挑战是当前和今后相当一个时期中国经济安全最值得关注的问题之一。在知识经济时代，技术创新和知识生产是竞争力的主要源泉。但是，我国众多大型特大型企业核心技术“空化”问题十分严重，他们过多的关注于企业的短期利润。例如，中国的装备制造业始终没有摆脱依靠技术引进和模仿创新的模式，没有形成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体系，一直在“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怪圈[③]中徘徊；许多在国民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产业以及主导产品的设计、生产，往往依靠外国技术和装备进行生产。一些已经形成一定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和产品，对国外技术仍然具有很强的依赖性，特别是产业的核心技术和领先技术一般仍由国外公司控制。实践表明，当今时代，利润的核心环节不在制造而在研发。因此，中国在21世纪面临一个战略转型的问题：从模仿型经济转向创新型经济，从模仿发展阶段进入创新发展阶段。可以说 “投资科学就是投资国家未来”，科技投入已被视为最重要的战略性投资，为了未来的利益现在就必须对技术创新进行投资，大幅度增加国家财政研究开发支出。
其三，外贸依存度过高，降低了中国经济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增加了经济脆弱的一面。菲利普.科特勒多次指出，一国的经济发展最根本的是依靠国内市场的繁荣。[④]而我国的外贸额却远远高于国内消费，且外贸顺差过分集中于美国等少数国家，此外，中国从美国等国家获得的外汇，很大一部分投入到美国国债等美元资产。一旦持有者对美元投资信心下降，大量抛售股票和债券等美元资产，将对中国经济产生影响。
其四，跨国公司大面积并购对中国经济安全造成的风险。国家利益和公司利益并不是完全一致的。私人投资者所关心的只是自己公司的盈利，而国家利益则体现在经济增长及其稳定性、社会福利水平及其分配方式、就业、经济安全和国际经济地位等多元化的目标上。在特定时期、特定利益目标上，国家利益与公司利益的对立很难避免。这种矛盾集中反映在跨国公司与东道国、跨国公司和母国的冲突上。对于发展中东道国来说，与跨国公司之间的利害冲突更为复杂。从根本上讲，跨国公司并不具备向东道国转移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天然动机，其生产经营活动都要服从于全球战略和公司整体利益，因而，一方面，跨国公司对发展中东道国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另一方面，跨国公司对发展中东道国的利益也会造成多方面损害，包括产业和市场控制、技术依赖、税收流失、消费结构扭曲、滥用市场势力、破坏环境和劳动剥削等诸多方面，甚至贿赂当地官员、干预司法等，这些无疑都影响了国家经济的正常运行。
其五，能源和资源短缺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严重障碍。2004年，中国GDP 仅占世界的4%，但是重要资源消耗占世界的比重却高得很：水泥40%、原煤31%、铁矿石30%、钢材27%、氧化铝25%、石油7.4%.就全国看，据统计，中国万美元国民生产总值能耗是大多数低收入国家的5～11倍，工业产品单耗比发达国家高30%～90%，发电标准煤耗是国外先进水平的1.25倍，吨水泥煤耗是国外先进水平的1.64倍。以珠三角为例，珠三角每创造1美元GDP 所消耗的能源是世界工业七国平均水平的5.9倍，是美国的4.3倍，是德国和法国的7.7倍，是日本的11.5倍。[⑤]目前，中国经济总量已位居世界第四位，有172类产品的产量居世界第1位，是名副其实的“制造大国”[⑥]。但是如果这个“美誉”还是建立在粗放型、资源消耗型的生产方式上，那么我国的经济安全将受到空前的挑战。
其六，环境污染成为经济发展的致命瓶颈。中国是个经济的神话王国，但是，在这个王国中的 1/3土地上都遭遇过酸雨的袭击，7大河中一半的水资源是完全没用的，而另有1/4的中国人没有纯净的饮用水。1/3的城市人口不得不呼吸被污染的空气。城市中只有不到20%的垃圾是按照环保的方式处理。最后一点要强调的是，世界上10个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国占了5个，中国的西部地区已经很难养活居住在那里的人口了。未来将有22个省市1.86亿居民需要安家。然而，其他省市只能收纳大约3300万人。那意味着中国将有1.5亿生态移民，或者叫做“环境难民”。试问，我国的经济奇迹还能持续多久？究其根本，我国许多地区还在以单纯GDP增长作为衡量政绩主要标准，这使得环境与发展矛盾更加突出。
三、如何制定贸易政策使国家经济更安全
（一）对外经济开放中通过经济战略、政策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基本理念：
1、大开放，才能大安全：我国应积极创造条件有意识地、适时地引导“倾斜式”开放转向“平衡式”开放，以消除我国对外开放在某些方面的畸形发展。就开放国别结构而言，加速推进对发展中国家的开放，实现中国对外经济开放外部区域构成的基本平衡；就开放地区结构而言，加速推进中、西部经济地带的对外开放，实现中国对外经济开放内部区域构成的基本平衡；就开放客体结构而言，由商品开放为主转向生产要素开放为主，实现中国对外经济开放客体之间“质”上的有机联系和“量”上的内在比例；就开放产业结构而言，加速扩大第一、第三产业的对外开放，使三次产业之间在对外开放上保持相对均衡；就开放流向结构而言，加速扩大外扩型开放即“走出去”的比重，使内吸型开放和外扩型开放之间在数量上保持一个“适度”的比例关系。同时，经济开放与非经济开放具有相互促进的作用。扩大政治、社会、文化等非经济开放，可以导致新的意识形态革命，引发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的重大飞跃，可使经济开放走向一个更高的层次和境界。
2、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才更安全：经济利益的相互牵制，使得经济博弈更加复杂，一发牵错则可能造成“全身瘫痪”，各国对外开放的实践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美国经济在一定程度上为外资所控制。美国既是对外直接投资大国，更是吸纳直接投资大国。据统计，长期以来全球80%的国际直接投资是在发达国家之间进行的，正是发达国家之间这种“双向投资”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双向控制”状态，制造了发达国家经济迅速发展的一种良好氛围。
3、内外贸一体化促安全：过分的依靠国外市场无疑会加大我国的经济风险，可以从一下几方面进行分析。一是单靠外经贸自身解决对外开放中的经济安全问题，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也是不现实的；二是外经贸中的经济安全问题必须纳入国内经济体系加以解决。国内经济实力显著提升，可以大大弱化、稀释、缓冲乃至消除我国对外开放中的各种风险因素；三是对处在与国际市场对接第一线的对外贸易经济合作进行科学的宏观指导和监控，国内经济运行中的诸多风险因素可以通过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加以缓解、释放。鉴此，为了维护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国家经济安全，必须抛弃单就“外经贸论外经贸”的传统思路，确立“内外贸一体化”的安全战略，主要基于以下两点考虑：第一，这是两个市场一体化的要求。目前，国内市场国际化，国际市场国内化，两个市场已经融为一体，不可分割。第二，这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要求。世界贸易组织要求一国经济运行由过去的国内、国外两套规则并为一套规则，即在政策、管理、机制、体制上的高度统一。
4、小国家、大企业的新安全：经济全球化对国家主权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当我们引进外资时，就必须允许资本输出国在相当程度上参与所输出资本的管理，而从传统意义上的主权角度看，本国的经济如何运作是一国内部的事务，不能受其他任何势力的监督和控制。国家税收也是国家主权的核心，但跨国公司的转移价格使一个国家主权的核心领域即征税也逐渐消失。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首要的条件就是减免关税和开放市场，这些都是传统的国家主权观无法接受的。事实表明，随着经济全球化、一体化和知识化、网络化的发展，传统的国家主权概念已经发生改变。目前在这方面的突破有：国家主权的可分割性，国家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完整国家，因此国家概念也将得到修正；国家权力有主权和治权之分，可让渡一部分治权，使各国能共同行使这部分权力并分享利益；国家权力转移，一是向上转移到跨国性的组织机构中去，二是向下转移到跨国性的大型企业中去。目前，“国家在变小，企业在变大”的趋势已越来越明显。与此相适应，一方面，我们必须以平常心来接受本国国家权力转移的现实；另一方面，尽快形成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企业集团，从事全球运作，分享他国权力转移。
5、微观经济基础保安全：内部微观经济体健康运行是国家经济安全的根本保障。首先，形成充分竞争格局是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经济基础：各国的实践表明，有竞争的格局是最安全的。竞争是转让技术和提升结构的最有效的手段。其次，建立风险规避体系是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前提基础：搞“防火墙”建设是一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最重要的是，大力建设企业核心能力：拥有先进的核心能力，这是现代企业赢得竞争优势的秘密所在。在不变环境下，企业依靠权威规则运作；在可预见环境下，企业依靠柔性法则运作；而在不可预见环境下，企业依靠核心能力运作。因此，以核心能力为主线，关注企业社会责任，尤其是环保责任，这是领航企业面临的最大任务。
6、全球的也是民族的，走出狭隘的民族主义的安全观：在全球化进程中，全球性和民族性成为了一个悖论：一方面，全球性一定程度上消融了民族差异，增强了世界的同一性和整体性，并使经济活动在某些领域超越了传统意义上国家的疆界和主权；另一方面，全球性反衬出了民族性，增强了民族意识。也许，民族主义的凸显与困顿正是经济全球化浪潮赖以表现的基本事实。但是纵观历史可以发现民族经济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概念，过去，100%本国制造才算民族经济，而现在，50%甚至10%～30%本国制造，也是民族经济。更有甚者，只要企业设在本国，这个国家可以得到就业、税收好处，甚至可以分红，这个企业就是本国企业。当今，产品是 “万国产品”，企业是“国际企业”，民族经济概念也正受到挑战。在这种情势下，关于国家经济、民族经济的概念正逐步淡化，与此相适应的国家经济安全理念也在改变，即以民族、国家利益为基本出发点，以博大的胸怀和广阔的眼光看待中国的发展，吸收外部世界一切先进东西为我所用。
（二）经济安全视角下制定贸易政策的基本原则：
国家经济安全归根结底是国家利益，为维护国家经济安全而对战略性资源产品的进出口贸易进行调整，不能单纯依赖市场调节、企业自觉，而是必须强调政府的干预和主导作用。现阶段维护国家利益需要面对三个层次的基本需求：一是发展需求，即立足国内经济发展，全面提升我国综合国际竞争力；二是主权需求，即维护我国的经济安全和相对独立的经济主权；三是责任需求，即凭借自身的经济实力和有效的国际协调手段，逐步在地区乃至全球范围内成为有影响力，并发挥建设性作用的国家。这三种需求不是并列的，发展需求是我国国家利益的最根本体现以及协调对外经济关系的出发点，主权需求是维护国家利益的基本保障，而责任需求则是伴随着国力提高而不断强化的需求。
因此，制定贸易政策的基本原则是：首先，政府要制定国家经济安全战略，明确国民经济运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应实现的目标，并对战略性资源产品的范围、影响国家经济安全的警戒线等内容做出界定并适时调整；其次，各项政策措施要同步、协调推进，包括进口和出口的同步，对内政策与对外政策的协调，财政、税务、金融、海关等措施的配套等；最后，在适应各自领域规则的基础上，建立各领域开放政策的自我调整和自我完善机制，从而满足对外开放不同层次及其阶段性变化的政策需求。
四、总结：
我国正处在转型的关键时期，各种利益集团的形成使得经济冲突加剧，国家经济安全的判断和贸易政策的制定日趋复杂。其中不可忽视的原因之一是经济安全观念还没有适应全球化的发展要求。经济安全观虽然具有一定的传承性，但是更应该历史的更新。按照传统理念来判断，中国经济似乎早已处于不安全的状态；按照传统思路来分析，面对高度开放的现实，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对策早业已显得苍白无力。而事实上，中国的经济安全程度并非想像得那么低。因此，及时转变经济安全的理念并重新阐述国家经济安全的内涵，对我国贸易政策的制定无疑具有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参考书目：
【1】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国家经济安全》，时事出版社，2005年。
【2】陆忠伟主编：《非传统安全论》，时事出版社，2003年。
【3】张士铨，雷家骕 ：《经济安全》，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年。
【4】马维野主编：《全球化时代的国家安全》，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
【5】Сенчагов В. К.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Производство. Финансы. Банки》ЗАО 《Финстатинформ》1998г.
【6】恩斯特·本达（德）：《全球化时代的国家主权》，《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2期。
【7】李海舰：《大国之途——21世纪初的中国经济安全》，云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
【8】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国家安全政策委员会：《中国的经济安全与发展》，时事出版社，2004年。
【9】伍装：《中国经济转型分析导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年。
【10】丹尼斯德鲁（美）：《国家安全战略的制定》，中译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1年。
【11】张士铨，《国家经济安全研究主要内容之我见》，《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5年0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