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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析西方大国对中国崛起的态度

    来源: 作者:孙学峰 更新时间:2008-03-27 浏览次数:

     

    国际关系学院2002级本科毕业论文

     

     

    题    目:试析西方大国对中国崛起的态度
    姓    名:袁 亮
    指导老师:孙学峰
    单    位:国政0206班
     

    二零零六年四月

     

     

    【内容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国崛起已为世界所公认。西方大国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政治经济力量,其对中国崛起的态度直接关系到中国的发展环境和发展战略。本文通过对西方大国的官方文件、领导人谈话和政府行为进行分析,得出了其对中国崛起的相关结论。目前,西方大国对中国崛起有着不同的态度。美国出于对自身霸权地位进行保护的目的,对中国崛起采取“既接触又防范”的政策;欧盟与中国几乎没有任何历史遗留问题和重大的现实利益冲突,对中国的崛起基本持接受态度。日本出于地区利益的考虑,激烈地反对中国崛起,并利用各种手段阻碍中国的崛起。

    【关键词】中国崛起  中日关系  中美关系  中欧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经过不懈的努力,中国基本解决了12亿人的温饱问题,使得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国民生产总值节节攀升,综合国力不断增强。2003年1月,《亚洲华尔街日报》的一篇专栏文章指出:“尽管中国经济仅占世界经济的3.8%,但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却占到15%。今后1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如能继续保持7%的增长率,中国的经济总量将超过意大利和英国。如能保持20年,中国将超过德国和法国,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世界第三经济大国。”[1]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五年来,我国的经济实力显著增强。2005年与2000年相比,国内生产总值增长57.3%,年均增长9.5%;财政收入增长1.36倍,年均增加3647亿元。进出口贸易总额增长两倍,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累计2740.8亿美元。五年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实际增长58.3%和29.2%。城镇新增就业4200万人。住房、通信、汽车和服务消费都大幅度增加。”[2]可以说,以经济快速增长和经济实力极大增强为标志,中国的崛起已为世界所公认。

    纵观历史,任何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崛起都会对世界格局造成冲击,引发当时世界上主要国家的政策调整和不同程度的经济、军事、外交反应。当今世界,西方大国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政治经济力量,其对中国崛起的态度直接关系到中国的发展环境和发展战略。由于2003年以后中国崛起的势头显得愈发明显,学者们也日益关注西方大国对中国崛起的态度,并且著述颇丰。但从已有的研究成果看,学者们过多地从国际关系史和国际关系理论的角度研究与推导出西方大国可能的反应和态度,或是关注于西方国际关系学者对于中国崛起的看法。这些做法并不一定能够直接反映出西方国家政府的态度和立场。本文研究的角度与以往的研究有着较大的不同,而是更多地着重于直接研究西方大国领导人言论、官方文件和政府行为,并从中寻找出相关国家的立场和态度。

    西方大国是一个比较笼统的概念,学者们的看法不尽相同。本文认为,西方大国必须是西方或身处西方阵营的对国际政治、世界经济领域具有较大的影响力的国家或国家集团。美国作为西方世界中最大的发达国家和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理所当然的成为西方大国最重要的一员。欧盟作为多个欧洲国家的联合体,正在向着超国家体的目标稳步迈进。目前,欧盟已经超越英法德等主要欧洲大国,成为在国际舞台上代表欧洲的重要的政治经济力量。日本虽然是亚洲国家,但自明治维新以后已经全面西方化,成为西方阵营中的一员。20世界6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实力高速发展,一跃成为世界主要经济实体,已被公认为西方大国。俄罗斯虽然是欧洲国家,但由于历史原因和现实的经济政治影响力,已和西方大国的称号相去甚远。加拿大虽然经济实力强大,但由于其对国际政治的影响力有限,所以本文并不认为其为西方大国。综上,本文所指的西方大国,即为美、欧、日三大政治实体。

    一、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态度

    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正在崛起的大国,这就决定了中美关系必然“是21世纪国际政治中最不稳定和最不确定的大国关系”[3],也必然成为中国对外关系中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态度也就因此显得特别重要。自2000年布什总统上台以来,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态度就经历了微妙的变化,由“战略竞争者”逐步过渡为“即接触又防范”的政策。总的来说,这个过程可以分为3个阶段。

    (一)布什总统上任初期,美国视中国为“战略竞争者”。

    布什在2000年就任后初期,一改前任克林顿政府的温和态度,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者”,并对中国采取不友好的态度。

    2000年,中美问题面临重大的冲击。美国对台进行了大规模军售,布什也向媒体发表了对台湾问题的立场。他明确表示:“如果中国大陆进攻台湾,美国将竭尽所能,采取必要的行动来保卫台湾。”[4]2002年2月,美国总统布什对中国进行工作访问。然而即使是在正式场合,布什也很少提 “一个中国”原则,反而是大谈对台湾的责任和《与台湾关系法》。布什回国后,美国便发出签证给台湾“国防部长”汤曜明,让其赴美出席“美台防务峰会”。美国副国防部长沃尔福威茨等高官也和他举行会议。[5]2002年3月9日,在美国国防部递交给国会的《核态势评估报告》明确表示:“美国应该准备使用核武器的状况包括阿以冲突、中国与台湾之间的战争、伊拉克对以色列和其他邻国的攻击以及朝鲜对韩国的袭击。”[6] 2002年3月20日,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布莱尔将军在向参、众两院军事委员会作证时透露:“美军将在2002年7月间,增加部署三艘可发射巡航导弹的‘洛杉矶级’核动力潜艇到关岛,并在关岛储存随时可协助台湾自卫的拦截性导弹。”[7]

    总体而言,美国在这一时期对中国采取不友好态度。在两岸关系上,美国公开表达了对台湾民进党当局的好感,明确表示会“协防台湾”。与此同时,正如上文所述,美国也对中国进行了心理上的“核武力恫吓”。中美关系处于僵局之中。

    (二)“9·11”事件后至2005年,美国逐渐趋向于接触与合作。

    “9·11”事件发生后,反恐成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重点,美将关注焦点集中在中东地区[8]。加之中国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许多诉诸联合国解决的问题都需要中国的配合,所以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开始逐渐改变。

    2001年7月起,布什政府已经明确表示:中美关系是复杂的,用“竞争者”的说法不能概括中美关系的全部内容,“以后不再用这一说法”。[9] “9·11”事件及此后的反恐战争催生了对中美关系新的定位。布什总统在2002年访华时虽然表态支持《与台湾关系法》,但也指出,“美国欢迎一个稳定、繁荣、与邻国和平相处的中国”,“美中关系是成熟的、彼此尊重的,对美中两国和全世界都很重要”,“美国与中国的关系是稳定的,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具有巨人的潜力。与中国在贸易、加入世贸组织和反恐恐怖等重大问题上进行合作是符合美国自身利益。”[10]同年5月,美国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威茨在新加坡公开表示:“美国无意也不想让台湾自大陆分离。”同年29日,沃尔福威茨在被问及这句话的意思时说:“我认为那是另一种反对台湾独立的方式。”他还表示,布什总统己经非常清楚地表示美国支持“一个中国”政策,“也就是说,我们不支持台湾独立,但我们也同时反对任何以武力解决(台湾)这项议题的企图。”[11]美国国务卿鲍威尔2003年甚至称中美关系正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而布什本人在温家宝总理2003年访美时公开称中国为美国外交的“伙伴”。[12]在此期间,美国国内政治在对华政策上的干扰明显下降,2004年总统大选期间,两党候选人都避免将中国政策“政治化”,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进步。[13]

    必须指出的是,美国在这一时期对华态度并不是因为“9·11”事件而突然发生变化。恰恰相反的是,美国的态度是逐步转变的。这从美国总统2002年访华时发表的言论就可以看出。他一方面大力鼓吹要捍卫《与台湾关系法》,另一方面则表示“美国欢迎一个稳定、繁荣、与邻国和平相处的中国”。但是此后,美国政府的对华态度稳步过渡到接触和合作,诸如“保卫台湾民主成果”之类伤害中美关系的用语明显少了下来。

    (三)2005 年以后,美国开始明确奉行“即接触又防范”的态度。

    2005 年,美对外政策重点虽仍在反恐、防扩散上,但由于其在阿富汗、伊拉克战争中取得了实质性的胜利,所以美国加大了对主要大国的关注力度。中国的迅速发展以及在亚洲地区影响的不断扩大令美感到不安,中国近年的发展势头似乎超过了美国人的心理预期。面对中国快速发展这一事实,美国在惊讶之余也开始慢慢接受,美国政界、学界都在思考对华新定位以及相应的新战略。

    布什在2005年6 月8日接受福克斯新闻电视台采访和赖斯8月19日接受《纽约时报》记者采访时都肯定了中美关系是良好的,但也都强调了中美关系是“复杂的”,或者“非常复杂的”。这样,对中美关系的修饰语就由原先的3C(Candid, Constructive, Cooperative,即“坦率的”、“建设性的”、“合作的”)变成了4C(加一个 Complicated,即“复杂的”)[14]。2005年9月 21日,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以《中国向何处去》为题发表讲话,引起各界的高度关注。他在谈话中表示,一方面,美国“欢迎一个自信、和平、繁荣的中国”,并承认中国的大国地位。但另一方面,又要求中国支付加入大国俱乐部的代价,“规范自己的国内和国际行为” 。他说:“我认为世界上每个人都愿意相信中国的和平发展,并对此寄予良好祝愿,但没有人愿意以此赌自己的未来,因此他们需要得到中国将成为国际体制中的建设性一员的某种保证。这就是负责任的、利益相关的参与者的意义所在。”[15]尤其是他讲话中提到的“stakeholder”(利益相关的参与者)被视为关键词,被认为是美国对中国最新、也是最客观的定位。[16]

    现阶段美国的对华态度,可以在2006年4月18日《美国国务院简报》中看出来。《简报》说:“在连续七届美国政府执政期间,美国的政策一贯鼓励中国对外开放,融入全球体系。中国已从一个相对孤立和贫穷的国家发展成国际组织的一个重要参与者和一个贸易大国,成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参与者。总统认为美中关系具有‘复杂性’,强调我们要与中国进行建设性的、坦诚的接触。赖斯国务卿指出,‘美国有理由欢迎一个自信、和平、繁荣的中国。我们希望中国成为一个全球性伙伴,能够并愿意承担与其日益增长的能力相适应的国际责任。’佐利克副国务卿要求中国成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利益相关的参与者,与美国和其他大国进行合作,支持对中国的成功发挥了如此重大作用的国际体系。无论是在世界贸易组织还是在联合国,无论是在知识产权问题还是在防扩散问题上,美国的目标都是要确保中国利用其拥有的席位采取积极态度,与其增强的作用相适应。”[17]“美国的政策是,不受人为壁垒的限制促进与中国的贸易,进一步向美国企业开放中国的市场,鼓励中国在本身体制内改变不平衡状况,更多地依靠增加内需来促进经济增长,完成向开放型的市场经济的过渡。”[18]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美国已经认识到对崛起中的中国即要接触又要防范。近年来,美国对华政策一直旨在建立和发展一个灵活的交往机制,即能包容一个崛起的友好的中国,又能对付一个可能破坏现状、可能与美国利益冲突甚至敌对的中国。“9•11”事件前后布什的两岸政策虽受鹰派和“亲台”势力的影响,但总体说来并没有脱离这一基本框架。布什政府认为,对华既接触又防范的政策最能服务美国当前的国家利益。保持接触可以扩大中国对美国的依赖范围和程度,同时又能加紧防范中国可能危害美国利益的行为。换言之,通过接触,不仅可以维护美国在华巨大的经济利益,还可以影响、规范中国的行为,甚至可以促进中国国内制度的改变,把中国纳入由美国主导的现有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但接触不是简单的接触,而是“限制性接触”[19],美国同时又要建立对中国的可能扩张进行有效限制和约束的机制,做好在军事上和战略方面的防范措施。[20]

    二、欧盟对中国崛起的态度

    欧盟作为实力强大的超国家政治实体,正在国际舞台上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近年来,欧盟正处于战略扩张期。在内部联合取得重要进展的同时,欧盟也稳步扩大自身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和影响力,其对于中国崛起也开始给予更多的重视。与美国不同的是,欧盟对华的态度比较稳定和明朗,其立场通过3个公开的欧盟文件显得十分透明。总的来说,欧盟对中国崛起持积极态度,立场也变得越来越务实。

    (一)欧盟在其1998年文件中,就将中欧定位为“全面伙伴关系”。

    早在“9•11”事件之前,欧盟就已经于1998年发布了《与中国建立全面的伙伴关系》,该文件将中欧关系的定位提高到了“全面伙伴关系”,并首次提出对华战略的 5 大目标,即“通过加强政治对话使中国进一步融入国际社会,支持中国向建立法制国家和尊重人权的开放社会的转变,通过使中国充分参与世界贸易体系加强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融合,使欧盟对华资助更好地发挥作用,扩大欧盟在中国的视觉形象”。[21]

    在实际行动中,欧盟提升了欧中政治对话的级别,提出举行每年一度的欧中领导人会晤、政治司司长会议和其他高级会议,并将亚欧会议作为与中国对话的特殊渠道。欧盟和中国在联合国改革与发展、防止核扩散、全球军备控制、非法移民、国际禁毒、国际犯罪、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等全球问题上持续开展对话。在经济合作方面,欧盟对中国“入世”表现出更积极的态度,鼓励中国全面融入世界贸易体系,并对双方合作项目提供了更多的支持。欧盟也积极支持中国的经济及社会改革。

    (二)欧盟在2001文件中,将中欧关系提升为“全面合作伙伴关系”。

    2001年5月15日欧盟发布了《欧盟对中国的战略:1998年文件执行情况与今后使欧盟政策更有效的步骤》[22]。2001年文件主要是对两年以来欧盟对华政策进行的整体回顾、总结,并做了具体化的规定。[23]文件确立的基本目标是“通过界定使欧盟政策更有效的实现1998年文件确定的长期目标的诸多具体可行的短期和中期行动要点,提出了发展欧盟——中国关系的各种途径。”[24]

    2001年文件将中欧关系由“全面伙伴关系”提升为“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将重点放在扩大欧盟对华政策中短期目标。文件对现有政策加以调整和扩充,为增进欧盟对华政策有效性确定了63条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的行动要点,是对90年代两份对华政策文件在行动层面的实施贯彻和量上的具体安排。可以说,文件实现了中欧政治关系量的飞跃。与此同时,文件要求所有行动都必须力求具有最大的可操作性。

    至此,欧盟对华战略框架自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初步酝酿,经过6年左右不断补充完善,终于在新世纪开始的第一年基本成型。文件表明,欧盟从战略角度看待中国,承认欧盟在塑造自己的全球秩序方案中必须重视中国。欧盟已将对华关系作为其对外关系中的战略重点、欧中关系开始走向成熟阶段。[25]

    (三)欧盟在2003年文件中,将中欧关系进一步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2003年9月10日,欧盟委员会出台了《中国——欧盟成熟伙伴关系:共同的利益和挑战》文件,“给予欧中关系以新的推动,并指导未来 2-3 年欧盟对华政策和行动”[26]。与欧盟之前所发表的对华政策文件相比,除了双方关系定位的提升,这一文件更侧重于“鼓励中国正在进行的对未来欧洲政策的思考。”

    文件确认1998年和2001年对华政策文件继续有效,并且明确提出了中欧之间成熟伙伴关系的重要性。文件表示,欧盟希望与中国分担促进全球管理的责任 ,主张“中国作为新兴力量为协调工业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做出自己的贡献”,“希望中国运用其在亚洲的巨大影响,促进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在深化地区一体化、合作解决地区冲突方面起推动作用。”[27]文件表明, “欧盟—中国在各领域对话的发展和加强突出表明必须调整和充实双边关系现有机制结构,特别是重视不同级别与不同领域各种会议之间的相互作用,并且重视对话的质量,而不仅仅是数量。”[28]

    从2003年政策文件可以看出,这是对以前两份欧盟对华政策文件的总结与提升,衬托了欧盟对华战略趋于成熟、务实和前瞻性的一面。至此,“一个对中欧关系的促进与服务体系正在由制度、法律支持与信息支持构成一个体系。”[29]

    在实际行动中,欧盟基本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只把台湾作为其重要的经济伙伴,拒绝出售武器给台湾以避免同中国产生冲突。2004 年 10 月欧盟理事会重申,将继续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主张通过建设性的对话来寻求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欧盟也坚持在“一个中国”原则下解决西藏问题。[30]在人权对话上,欧盟虽仍与中国存有争议,但基本上转向“以对话代替对抗”的较温和政策。在武器禁运问题上,欧盟也表达了解除禁运的“政治意愿”。

    (四)欧盟对华态度中存在的消极因素。

    虽然对华持续保持友好态度,但欧盟对华态度中也有消极的一面。2003 年欧盟在其公布的《走向成熟的伙伴关系—欧中关系之共同利益和挑战》文件中批评中国“没有足够的保障人权”,“人民的言论自由的得不到保障”[31]。不仅如此,欧盟还利用人权问题限制对华出售军事武器。虽然表达了解“除禁运的政治意愿”,但当中国一再提出要求解除对华禁令时,欧盟迟迟未能做出最终决定。欧盟一方面承认对华武器禁运的争论与中欧之间全面关系的发展不相符,另一方面却不断指责中国存在所谓人权问题,提出中国如果想要解除对华军事禁令,就必须在人权领域采取具体的措施。这实际上是以人权问题为借口的表现。至今,在欧盟内部,未能取消中国军售禁令的建议达成一致协议。

    欧盟历年来发表的对华政策文件,均以支持中国改革开放和‘向基于尊重民主和法治的开放性社会转变’为名,把推动中国接受西方意识形态,‘将中国进一步纳入国际社会’作为重要政策目标。”[32]与此同时,欧盟虽然在其对华政策中一再强调承认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显著成就,承认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就,但欧盟依然拒绝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由于中国市场经济地位未获欧盟的承认,使得对华反倾销立案数量增加。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欧盟承认崛起中的中国与欧盟一样,都是国际社会中的重要力量。欧盟基于国际环境的变化、中国的迅速发展以及欧盟自身发展战略的需要等因素,不断制定和调整了其对华政策,在这些政策中不断提高对中欧关系的定位。当前欧盟在其对华政策中将中欧关系定义为战略伙伴关系,中欧关系具备进一步发展的坚实基础。虽然中欧之间在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人权以及解除对华军售武器禁令问题都还有待协商和解决。但欧盟希望建立起全面伙伴关系,以便在许多重大国际问题上更加有利于达成理解和共识,从而强化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欧盟对华政策的仍然处于调整中,不过调整的方向是促进中欧关系,以便自身地位的提高,促进世界多极化发展,改变美国在国际社会中处于单一霸权地位的现状。显然,欧盟希望与中国在更广泛和更机制化平台上开展合作,并希望从中获取更大政治经济利益。

    三、日本对中国崛起的态度

    中国与日本是当今世界上两个有重要影响力的大国。自1972年两国建交以来到现在,中日两国关系有了很大的发展,对维护东亚和世界和平与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到二十一世纪初,随着中国的政治和外交影响力正在该地区不断扩大,日本对华的防范和竞争意识急剧上升,加速了自己快速走向军事大国、政治大国的步伐。2001年4月,小泉纯一郎出任日本首相。此后,日本对中国的崛起明确持反对态度,并也在积极地寻求遏制中国崛起的办法。

    (一)日本在历史问题上对华采取强硬态度,否认侵略历史。

    日本战后在历史问题上基本持低调立场。虽然也发生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和修改教科书事件,但都以日本政府的低调处理和采取具有道歉含义的行为而结束。但这一情况自小泉上任开始,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小泉在上任之初,即高调宣称要以“总理大臣”的身份在战败日参拜靖国神社。[33]2001年8月13日,小泉以首相身份第一次参拜靖国神社。在参拜后的讲话中,小泉有意回避甚至不愿意提侵略战争,并以“向所有的战争牺牲者致以哀悼”一句,将当年对亚洲人民犯下军事罪行的战争罪犯纳入他们哀悼对象中。这一行为遭到中国的强烈反对,为两国关系蒙上了阴影。[34]2002年4月9日,日本文部科学省审定、通过了日本右翼保守势力编写的美化日军侵略历史的历史教科书《最新日本史》,遭到了中韩两国的强烈反对。2002年4月21日,小泉再次参拜靖国神社,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第一个连续两次参拜靖国神社的在任首相。中国政府因此决定推迟两项交流活动。这使中日关系进一步受挫。2003年1月14日,日本小泉在其任内第三次强行参拜靖国神社,在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上显出了不变的姿态。2004年元月1日,小泉第四次参拜靖国神社,对于邻国的反对及国内一部分人的批评,小泉非但视而不见,而且态度更加强硬。2005年10月17日,小泉首相对靖国神社进行了任内第五次参拜,把中日关系的政治氛围恶化到了极点。小泉连续的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损害了中日友好关系的基础,导致两国首脑互访从2001年10月之后长期中断,至今尚未恢复,中日政治关系陷入冰点。[35]。2006年4月1日,胡锦涛主席在接见日本民间人士的时候,公开表示“只要日本领导人明确做出不再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的决断,我愿就改善和发展中日关系与日本领导人进行会晤和对话。” [36]然而。小泉对此反应冷淡,并向媒体表示:“没有国家说:‘如果你接受这个条件,我就见你’或‘如果你没有符合这个条件,我就不见你’”。他还认为,两国因为对单一事件出现分歧而不举行峰会,是不合理的。[37]将责任推给中方。

    (二)日本在领土与安全问题上对华采取不友好态度,公然染指台湾。

    2004年12月,日本政府发表重新修订《防卫计划大纲》,明确提出:“对本地区安全拥有巨大影响力的中国,在推进核、导弹作战能力和海空军力量现代化的同时,企图扩大在海洋的活动范围,这种动向今后也需要关注”[38]。这表明日本军事防御重点己转向中国。2005年2月,美日两国共同发表声明,把台湾海峡问题列为两国“共同战略目标”,这突出表明日本已基本完成冷战后将防卫重点从前苏联转向中国的战略调整。日本开始主动借助美国来对抗中国。10月29日,日本再次与美国举行“2+2”会谈,提出了加快美日军事一体化的目标,加紧构筑外向型军事体系。同年,日本继续游说欧盟阻止其解除对华军售禁令。2005年6月5日,防卫厅长官大野功统在新加坡向英国国防部长利德进行游说, 9月17日,町村外相在纽约分别向法国外长布拉奇、英国外长斯特劳及欧盟负责安全和外交事务的高级代表索拉那进行游说,反对欧盟解除对华军售禁令。[39]

    在领土问题上,日本也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在东海划分经济专属区的问题上,中日之间一直存在争议,中国从来不承认日本单方面所划定的中间线。在2004年,中国在所谓日本划分的“中间线”靠中国一侧开采能源,而日本却以侵害了日本权益为理由,要求中国停止开采,中方出于维护中日友好大局的原因,提出共同开发的建议,日本断然拒绝并表示会不惜以武力解决。在钓鱼岛问题上,日本又步步挑衅,由过去打“民间牌”,转而由政府直接出面强化“实效控制”。2005年2月9日,日本政府宣布将右翼团体在钓鱼岛上设立的灯塔“收归国有”。5月17日,日本政府“披露”有18位本国居民“本籍地”是钓鱼岛。日本政府企图以事实上的逐步占领而最终夺取该岛,激起中国政府的强烈抗议。日本这一系列举动严重影响了双方关系。[40]

    (三)日本在经济领域采取积极遏制中国的态度,施加经济压力。

    在经济领域,日本政府有意识地遏制中国。2005年前8个月,中日贸易增幅只有10.3%,明显低于中国外贸总额23.50%的增幅。日本政府诱导其企业向越南等国“分散投资风险”,部分日本企业出现了从中国撤资现象。中日两国都是石油进口国,过去在石油供应问题上一直友好合作。但在小泉政府期间发生了很大变化,日方转而采取排斥性竞争政策,典型事例是中俄间输油管线的建立问题。日方的介入使俄罗斯向中国输油的泰大线计划受阻,徒增中国的困难,日方也未见得利。“在世界石油开采的竞标上,日方恶意竞争的事例还有不少,之所以出现这方面新的问题还是由于日本政府的政策变化。”[41]

    与此同时,日本近年来也在对华援助(ODA)上大做文章,宣布将逐步缩减直至终止对华援助,以期增加对中国政府的压力。日本外交部在2006年3月23日的自民党外交部门会议上明确表示,将暂时冻结2005财政年度的对华日元贷款。外国媒体分析指出:“按照日本内阁幕僚长安倍晋三的解释,明显是由于中日关系恶化,亦即日方以终止日元对华贷款作为一张情绪化的王牌。尤其是安倍晋三稍后表示,若中日关系有所改善,日方不排除在4月份继续向中方发放2005年度贷款,可见日方藉此向中方施压的企图。”[42]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日本对于中国崛起采取了对抗的态度。日本政府近年来多次在历史、安全、领土、经济等各个领域一反常态,主动挑起中日纷争,制造各种障碍。日本也在国际上努力遏制中国崛起,积极游说欧盟坚持对华武器禁运。总的来说,日本反对中国崛起,并积极寻求遏制之道。

    四、西方大国对中国崛起态度差异的原因分析

    中国作为一个大国而崛起,无论在任何层面都会对现有的国际格局造成冲击,影响现有大国尤其是西方大国的霸权地位。所以,从国际关系理论的角度来讲,西方大国并不乐见中国的崛起。但仔细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美国、欧盟、日本在对待中国崛起的态度上,有着显著的差异。正如上文所提到的,日本强烈反对,美国持着一种既接触又防范的态度,而欧盟则承认中国崛起,并期望从中国崛起中获取更大政治经济利益。如果从对国家利益的冲击程度这一角度来分析,可以找出他们态度不同的原因。

    日本作为中国经济最为发达的邻国,长期都被认为是东亚和东南亚地区最强大国家。相较于多年来中国的经济落后,日本由于得到美国的扶持,在经济、科技方面远远的超过了中国。多年来,日本通过对外经济援助(ODA)和其他手段,成功地扩大了自己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并借此逐步实现自己的“政治大国化”目标。然而,中国的崛起,使得中日关系首次出现了中日国力趋向均衡即“中日两强”之势。这一国力变化趋势对中日两国的外交态势和相互关系产生着很大影响,中国日益在本地区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显然,中国的崛起对日本谋求地区霸权造成了严重的障碍,不利于日本“政治大国化”的目标。可以说,在西方大国中,中国的崛起对日本的国家利益冲击最大,所以日本激烈的反对中国崛起,并利用各种手段挑起中日争端,阻碍中国的崛起。

    美国是当今世界的唯一超级大国。但是在现阶段,中国并不能够构成对美国的现实威胁。不过,美国认为,“按照中国当前的速度发展并全部实现其经济和发展潜能,中华人民共和国可能渴望或者真的会在东亚地区取得主导地位,并具备和美国抗衡的全球影响力。”[43]美国并不能够容忍未来中国对美国可能产生的威胁,所以对华采取了防范态度。然而,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深入,中美经贸关系已经密不可分。这使得历史上曾经用过的全面封锁和遏制中国的策略已经无法凑效,因为这也会对美国造成不利影响。所以美国采取了两手策略,对崛起中的中国“既接触又防范”。接触是为了保护美国的经济利益,并也是促使中国“民主化”和“变成国际秩序的积极维护者”[44]的重要手段;防范则是阻止中国对美国的可能产生的威胁。

    欧盟作为代表欧洲的最重要政治力量,与中国几乎没有任何历史遗留问题和重大的现实利益冲突。作为正在蓬勃发展的政治实体,中欧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双方支持多极化,反对美国单极霸权;双方在经贸领域有着广泛的合作空间,互为对方的广阔贸易市场;双方在安全领域也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虽然欧盟对中国的人权、环境保护等问题上对中国有所不满。但总的来说,中国的崛起基本没有对欧盟的利益造成冲击,反而在某些领域有利于欧盟。所以,欧盟对中国的崛起基本持接受态度。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由于中国崛起对日本的国际利益冲击最大,美国次之,而欧盟几乎感觉不到冲击,所以这些国家也做出了不同的反应:日本表现为最强烈、坚决地反对中国崛起,美国对华采取两手策略,而欧盟则对中国崛起表示欢迎。

    五、结论

    综上所述,本文通过对西方大国的官方文件、领导人谈话和政府行为进行分析,得出了西方大国对中国崛起的相关态度;并从中国崛起对相关国家利益的冲击程度这一角度来分析出日本、欧盟、美国三方态度不同的原因。从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美国出于对自身霸权地位进行保护的目的,对中国崛起采取“既接触又防范”的政策;欧盟与中国几乎没有任何历史遗留问题和重大的现实利益冲突,对中国的崛起基本持接受态度。日本出于自身地位和地区利益的考虑,激烈的反对中国崛起,并利用各种手段阻碍中国的崛起。

    虽然三方对中国崛起持着不同的态度,但可以大胆预测:如果中国能够顺利崛起,一跃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那么三方的态度可能会发生与现在不同的变化。由于崛起的中国对美国利益冲击最大,中美关系可能会严重交恶,摩擦不断。而日本出于其地缘和国家利益的考虑,可能会改变对华态度,转而追随中国或至少不与中国对抗。欧盟则可能扮演“关键的第三方”的角色,在国际舞台上利用中美矛盾而运筹帷幄,争取利益最大化。

    总的来说,现阶段中国西方大国之间合作与竞争并存,机遇与挑战同在。但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还是机遇大于挑战。随着中国因素在国际上影响的上升,大国互动中针对中国的一面将继续加强。充分利用与各大国之间的战略对话机制,妥善处理彼此之间的矛盾与分歧,维护双边关系的稳定,仍将是中国外交的一项长期任务。

    我国可以扩大经贸交流、促进人员往来,在坚持“三个联合公报”的基础上妥善处理中美关系,确保中美关系到顺利发展;我国需要积极扩大与欧盟的利益交汇点,加大沟通和对话,以确保中欧关系继续健康稳定的发展;我国应该坚持原则,立足长远,从经贸、文化交流入手,以民促官,努力改变中日关系的现状,促使两国关系稳步回升。

    总之,在“追求共同利益”的现实需要下,我国必须继续坚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原则,在维护国家利益根本利益的前提下,不失灵活性,坚持求大同存小异、既团结又斗争、努力排解西方大国的纠纷,积极为我国的崛起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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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江西元、夏立平:《中国和平崛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5页。

    [2]参见《政府工作报告》:http://news.sina.com.cn/c/2006-03-05/10568365202s.shtml

    [3]郭学堂:“给新世纪的中美战略关系重新定位”,《中美国家利益比较》,时事出版社,2004年版,第11页。

    [4]《中美关系忧多于喜》,《联合早报》http://www.zaobao.com/special/china/sino_us/pages2/

    sino_us010501.html

    [5]《中美关系再现坎坷》,《联合早报》http://www.zaobao.com/special/china/sino_us/pages3/

    sino_us190302a.html

    [6]朱峰:《美国可能对中国发动核攻击》,《联合早报》http://www.zaobao.com/special/ china/

    sino_us/pages3/sino_us120302b.html

    [7]阮次山:《中美关系怎么啦?》,《联合早报》http://www.zaobao.com/special/china/sino_us/

    pages3/sino_us280302.html。

    [8]赵青海:“中国同主要大国关系的现状及发展前景”,《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6年第2期,第64页。

    [9] 陶文钊:“中美关系进入后“9·11”时期”,《和平和发展》2005年第4期,第2页。

    [10]《布什总统访华专题》,《新浪网》http://news.sina.com.cn/specail/sino-japan

    [11]江西元、夏立平:《中国和平崛起》,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第231页。

    [12]黄放:“从老布什到小布什”,《世界知识》,2005年第24期,第37页。

    [13]郝雨凡:“布什主义的走向与中美关系”,《美国研究》,2005年第4期,第20页

    [14]陶文钊:“中美关系进入后“9·11”时期”,《和平和发展》2005年第4期,第3页。

    [15]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副国务卿泽奥利克认为美中关系正在两个层面上发展》,《美国参考》http://usinfo.state.gov/mgck/Archive/2006/Apr/20-494998.html

    [16]黄放:“从老布什到小布什”,《世界知识》,2005年第24期,第37页。

    [17]美国国务院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局:《美国国务院简报:美中关系》,2006年4月18日http://

    usinfo.state.gov/mgck/Archive/2006/Apr/20-462344.html。

    [18] 同上。

    [19]郝雨凡、张雁冬:“限制性接触”,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20页。

    [20]郝雨凡:“布什主义的走向与中美关系”,《美国研究》,2005年第4期,第22页

    [21]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Building a Comprehensive Partnership with China,March,1998  http://www.delchn.cec.eu.int/en/eu_and_china/Comprehensive_China.htm

    [22] European Commission: EU Strategy towards China: Implementation of the 1998 Communication and Future Steps for Effective EU Policy, Brussels, 15.May, 2001 http://www.eu.int/comm/external_relations/china/com01_265.pdf

    [23]昊云:“欧盟公布对华新文件”,《环球时报》,2001年5月22日,第2版。

    [24] European Commission: EU Strategy towards China: Implementation of the 1998 Communication and Future Steps for Effective EU Policy, Brussels, May 15, 2001

    http://www.eu.int/comm/external_relations/china/com01_265.pdf

    [25]房乐宪:“当前欧盟对华战略及其对中欧关系的政策含义”,《国际论坛》,2004年第3期,第53页。

    [26] European Commission: A Maturing Partnership--Shared Interests and Challenges in EU—China Relations, Brussels, Oct.9, 2003.http://trade.ec.europa.eu/doclib/docs/2004/may/

    tradoc_117070.pdf

    [27] European Commission: A Maturing Partnership--Shared Interests and Challenges in EU—China Relations, Brussels, Oct.9, 2003.http://trade.ec.europa.eu/doclib/docs/2004/may/

    tradoc_117070.pdf.

    [28] European Commission: A Maturing Partnership--Shared Interests and Challenges in EU—China Relations, Brussels, Oct.9, 2003

    [29]裘元伦:“中欧关系现状与未来”,《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10期,第10页。

    [30] Georg Wiessala, The European Union and Asian countries Brussels, London, 2005,Page104

    [31] European Commission: A Maturing Partnership--Shared Interests and Challenges in EU—China Relations, Brussels, Oct.9, 2003.http://trade.ec.europa.eu/doclib/docs/2004/may/

    tradoc_117070.pdf

    [32]火正德:“论中欧战略关系”,《国际问题研究》,2005 年第 2 期,第16页。

    [33] 《小泉改变态度要以首相身分参拜靖国神社》,《联合早报》,http://www.zaobao.com/

    special/china/sino_jp/pages/sino_jp150501.html

    [34]朱适:“中日关系现状之原因分析及相关对策”,《党史文苑》,2005年10月,第23日。

    [35]王克歌:“试析冷战后的中日关系”,《河南大学研究生硕士毕业论文》,2005年5月。

    [36]韩咏红:《胡锦涛:只要日相不参拜靖国神社,中方愿与日方首脑会晤》,《联合早报》,http://www.zaobao.com/special/china/sino_jp/pages3/sino_jp060401a.html

    [37] 《小泉指胡锦涛要求不合理》,《联合早报》,http://www.zaobao.com/special/china/

    sino_jp/pages3/sino_jp060404a.html

    [38] 日本防卫厅:《防卫计划大纲》,2004年12月。

    [39]金熙德:“中日关系:充满不确定性”,《当代世界》,2006年第1期,第17页。

    [40]王克歌:“试析冷战后的中日关系”,《河南大学研究生硕士毕业论文》,2005年5月。

    [41]张历历:“试论小泉政府对华政策给中日关系造成的影响”,《国际论坛》,2006年1月,第34页。

    [42]邱震海:《应以平常心看待日本冻结贷款》,《联合早报》,http://www.zaobao.com/special/

    china/sino_jp/pages3/sino_jp060327.html

    [43]阿·约翰斯顿、罗伯特·罗斯主编、黎晓蕾、哀征译:《与中国接触:应对一个崛起的大国》,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前言第5-6页。

    [44]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副国务卿泽奥利克认为美中关系正在两个层面上发展》,《美国参考》,http://usinfo.state.gov/mgck/Archive/2006/Apr/20-49499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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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周建平:《欧洲一体化政治经济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年 7 月版.

    13.David M. Lampton(2002), US- China Relations in a Post-September 11th World, (Washington:New York Press)

    14.James Mann(2004): The History of Bush’s War Cabinet, (New York:Viking Press)

    15.Condoleezza Rice, Promot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 Foreign Affairs, January/February 2000, P.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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