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英美权力转移模式浅析
姓名：冯彦强
学号：2005023056
专业：国际关系
方向：综合
导师：林利民
完成时间： 2007 年 5 月
答辩日期： 2007 年 6 月 11 日
版权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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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英美权力转移关系和过程不同于以往历史上依靠暴力和战争手段实现的霸权更替，它以和平方式实现了权力和平转移。英美权力转移关系从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后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本文以1894年和两次世界大战为界将这一过程划分为四个时段，以理解英美权力转移。
1894年，美国工业生产跃居世界第一，具备了成为霸权的经济基础。在从南北战争到1894年的这段时间里，美国成为第二次产业革命的代表之一；1894年到1914年是美国实力全面提升的阶段，同时英美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出于应对德国威胁的考虑，英国拉美国为盟友，促成了双方的“友谊”；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实力明显下滑，美国实力全面崛起，但美国国内尚未做好接替霸权的思想和战略准备，英国也携余威在做维持霸权的最后努力；第二次世界大战促成了英美权力的最后交接，美国处于西方世界的力量顶峰，战争使得美国有机会在经济、军事、制度安排方面全面建立自己的霸权秩序。
影响英美权力转移关系的关键因素有：经济实力、地理因素、文化联系、战略文化和国际环境。经济实力是美国崛起的基础因素，为军事政治实力的扩展提供了物质保障；地理位置扩大了美国战略选择的自由，避免了美国被迫参与地缘政治争夺；文化联系是英美关系的“润滑剂”，在美国的崛起过程中增加了英美互信；战略文化中双方的妥协倾向和国内思潮对斗争的厌恶态度，大大降低了英美冲突的风险；而国际环境则为以上四个因素发挥作用提供了可能条件，而且国际环境的特殊背景限制了英国的战略选择，客观上有助于美国实力的全面崛起。
英美权力转移过程的和平实现对于中国的和平崛起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第一，崛起的决定因素是经济力量。一方面我们必须意识到，我国目前的经济实力和技术水平相对欧美国家仍然比较弱小和落后，我们仍需专心致致发展经济；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经济发展的强大潜力，以及可能面临的权力转移关系，适时做出战略选择；第二，中国崛起面临的国际环境比较差，中国缺乏美国崛起过程中转移英国注意力的因素；第三，面对霸权国家，我们应该清晰界定国家利益，使对方减少战略误判；第四，分担责任既可能赢得霸权信任，也可能分得国际政治权力；第五，借鉴德国和日本两国，选择正确的国内发展道路对我国的崛起至关重要。
[关键词]：权力转移 美国 英国
Abstract
The power transition from Great Britain to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s different from the historical process which depends on violence and war to realize hegemony. It follows the peaceful way. The power transition between Britain and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lasted a long time, from the end of American Civil War to the end of World War Two. This dissertation divides whole process into four periods, which uses the year of 1894, World War One, and World War Two as landmarks, for the purpose of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power transition process.
In 1894, America’s industry ranked the No.1 all over the world which provided a strong economic basis for its hegemony. In the period of America Civil War to 1894, America was one of the best representatives of Second Industrial Revolution. From 1894 to 1914, America was in full-scale development. Meanwhil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ritain and America has changed profoundly. For the consideration of Germany’s threat, Britain drew American in as an ally and promoted bilateral relationship. After World War One, British power fell and American power rose obviously, however, domestic America had still not prepared thinking and strategy aspects well for the replacement of power and hegemony. Britain also used its remaining influence to hold its hegemony. The World War Two promoted the final taking over of power from Britain to America; meanwhile, the war gave America great opportunities to build its own order of hegemony in the aspects of economy, politics and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The result of the war is that America was on the peak of power among the western countries.
The crucial factors affecting the transition of power from Britain to America include economic capacity, geographic position, cultural connection, strategic culture and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Economic capacity is the basic factor that determines America’s grow-up. It provides material guarantee for the expansion of military and political power. Geographic position broadens the freedom of American strategy choice and avoids America from taking part in the unwilling competition of geopolitics. The cultural connection is the natural “lubricating oil” of bilateral relationship between Britain and America, and enhances the co-trust of two countries during the power rise of America. The inclination to compromise and internal trend of unwilling attitude towards to conflicts which exist in the strategic culture decrease the risk of conflicts between two countries effectively.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provides the possible conditions for the functioning of four factors above. Furthermore, the particular background of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limits the strategic choice of Britain and objectively helps American power rise in full-scale.
The peaceful realization of power transition from Britain to America could use for reference to the peaceful rise of China. Firstly, the determinative factor of one country’s rise is economic power. On one hand, we must realize that we are still far behind the European countries and America in economic power and technology, and we should make great effort to develop our economy with full concentration. On the other hand, we should see our potential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make strategic choice in the suitable time. Secondly, China’s rise is faced with a relatively wors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China lacks the factors which can divert the attention of America. Thirdly, facing the hegemony power, we should make a clear definition of national benefit to reduce the false judgment of counterpart country. Fourthly, sharing the responsibility can both win the trust of hegemony power and share part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rights. Fifthly, we should draw the lessons from Germany and Japan to choose a correct domestic development way.
Key Words: Power Transition, America, Britain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章 南北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权力转移过程. 3
第一节 南北战争—1894年. 3
第二节 1894－1914年. 8
第三节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 11
第四节 二次世界大战及其以后. 14
第五节 小结. 17
第二章 影响英美权力和平转移的因素. 20
第一节 经济实力. 20
第二节 地理因素. 25
第三节 文化联系. 27
第四节 战略文化. 29
第五节 国际环境. 31
第六节 小结. 35
第三章 对中国崛起的启示. 36
第一节 决定崛起的根本因素是经济力量. 36
第二节 中国崛起面临复杂的国际环境. 37
第三节 清晰界定核心利益. 38
第四节 权力转移也意味着责任的转移. 39
第五节 国内发展至关重要. 40
结 语. 41
参考文献. 42
后 记. 46
原创性声明. 47
引 言
美国在南北战争后进入高速发展时期，综合实力不断提升。19世纪末，美国的经济规模超过英国，位居世界第一。至1914年，美国出口额增加了7倍以上，（由3.34亿美元增加至23.65亿美元）[1]。“美国工业实力和海外贸易的崛起必然伴随着更加专权的外交和具有美国风格的强权政治”。[2]美国经济、军事实力以及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加，对当时主导世界的英国构成威胁，美英矛盾开始增多。1896年，美国与英国因为委内瑞拉边界争端发生争吵；之后华盛顿要求单独控制地峡运河，以代替过去那种与英国对半控制的安排；美国不顾加拿大抗议，坚持重新划定阿拉斯加边界。但是，英美矛盾并没有愈演愈烈，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丘吉尔称自己是罗斯福总统的“忠实的上尉”。1946年，英国甚至向美国发出协管希腊的请求。1953年，丘吉尔在写给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信中又说，“我向你保证我们根本上与你站在一起。”[3]
英美关系的这种发展具有一定“戏剧性”。回顾500年来的霸权转移过程，15世纪的葡萄牙人依靠火炮、快舰和滑膛枪打败阿拉伯人，夺得东南亚和印度洋的霸权；16世纪，西班牙无敌舰队覆灭，“三十年战争”之后荷兰崛起；17世纪的英国又先后经过三次英荷战争，从荷兰手中夺取了世界霸权。美国也是经过独立战争才从英国的殖民统治下获得独立，却在1812年又与英国开战。英国与美国、英国与美洲、美国与加拿大，一直以来存在利益争夺。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美国是如何和平地从英国手中得到领导权“禅让”的？
本文试图理解这一问题。目前国内学界对英美权力转移的文章不多，华东师大博士生封永平从建构主义的角度讨论这一问题，由于是借助建构主义原理进行讨论，分析的重点在于英美双方在不同时期分别受到“霍布斯、洛克、康德”三种文化的影响，以及不同“文化”建构双方角色认知的过程，其学术价值体现在对建构主义的经验性检验方面；1995年第5期《战略与管理》刊出时任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时殷弘的《国际政治的世纪性规律及其对中国的启示》一文，借用英美历史经验为中国崛起提供了三种战略性选择，文章的重点是政策建议，对于英美权力转移的过程只是部分选取，以论证作者观点。国外学界对霸权转移研究较多，但着重强调的是历史细节，重点关注人的活动，缺少从国际格局和历史背景下的宏观讨论。如麦克切尔（B.J.C McKercher）的《权力转移：英国全球优势地位的丧失》（Transition of Power：Britain’s Loss of Global Pre-eminence to the United States,1930-1945），主要讨论1930年到1945年间英美外交斗争，着眼点在于对这一时期历史的“重新理解”；查尔斯·库普乾（Charles A. Kupchan）等所著《转移权力：国际秩序的和平转变》Power in Transition：The Peaceful Change of International Order，主要讨论和平转移过程中“印象、秩序、合法性”三个因素的作用，英美权力转移只作为列举例子之一。
本文的写作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以189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作为分隔点，讨论四个时期英美权力（转移）关系或特点；第二部分用归纳方式，以第一部分分析为基础，总结影响英美权力转移的五个重要影响因素：经济实力、地理、文化、战略、国际环境；第三部分针对中国崛起的环境，在以上两部分分析的基础之上，总结出五点启示。
第一章 南北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权力转移过程
1894年工业生产跃居世界第一之前，美国处在不断崛起的过程中。之后，美国具备担当领导者的经济实力，而从英国手中正式拿到霸权的接力棒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美权力转移经历了半个世纪，在这一时期内，英国实力衰落，美国则刻意或无意识地先是在经济方面、后是在军事、政治领域不断攫得世界领导权。19世纪末之前美国的成长以及英美的相处方式，与19世纪上半叶英美权力转移是一个连续的过程，这一段时期内英美双边关系模式对之后的两国权力转移发挥了基础作用，所以这部分首先讨论南北战争至1894年的英美关系。
第一节 南北战争—1894年
从1856年到1894年，世界主导权仍掌握在英国手中，英国牢牢掌控着构成其实力基础的殖民地优势和海洋霸权。这一时期英美之间没有发生权力转移，但是权力转移的可能性出现了。首先，南北战争后美国开始步入“工业飞黄腾达的时期”[4]，成为第二次产业革命的基地，并在1894年工业产值列世界第一。同期，英国的经济规模达到历史顶点[5]，之后英国开始丧失经济方面的优势；其次，1879年柏林会议后，欧洲大陆进入相对和平时期，各大国专心发展经济，专注于在欧洲以外地区进行扩张，[6]实力发展的不平衡酝酿着新的国际格局；再次，南北战争后英美解决了“亚拉巴马号争议”，并逐渐建立了“仲裁”解决双方争议的新模式，奠定了此后双边关系的基础。
一、英国的权力基础以及受到的潜在挑战
英国的权力基础由工业革命后的经济实力构成，主要表现在工业、贸易和金融三个方面。第一，工业优势。19世纪中叶英国工业生产重点在于炼铁、采煤、棉纺织业和造船方面。1850年英国使用世界棉花的一半，1863年的炼铁量为409万公吨，超过美、德、法总和。煤产量1854年为6466万吨。在炼铁和蒸汽机方面的优势应用到造船方面，确保了英国轮船在远洋航行方面的优势，“伦敦1851年举行的博览会标志英国成为世界工厂。”[7]；第二，对外贸易。英国借自己在工业生产方面的优势推动自由贸易的发展。[8]英国在棉织品、绒线、金属制品（包括铁路器材、蒸汽机、机械）、煤等方面的优势都是其他欧洲大国无法抗衡的，而且各国这一时期在不同程度地进行工业革命，在战略资源（如煤）以及新技术方面，对英国有较强的依赖；第三，金融方面。“英国霸权在金融方面的主要表现是国际黄金标准的使用。”[9]尤其是在1870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支配了世界金融体系，使这一体系为主要用英镑支付的贸易提供资金。
英国的权力内容以殖民地和海洋两个领域的优势为代表。英国的殖民地遍布南非、东南亚和美洲，庞大的殖民地支撑了英国的出口型经济；1815年维也纳会议后英国成为“海上霸王”，英国控制了地中海（马耳他）、南非（好望角）、印度洋（毛里求斯）、加勒比海（圣卢西亚等），建立了海上霸权，保障了英国的贸易优势。
然而，英国的霸权地位仍然受到来自多个方面的潜在威胁。首先，在经济方面，英国在工业方面的优势逐渐让位给新进的美国、德国，美国和德国成为第二次产业革命基地，许多新技术首先在美国和德国得到应用，英国在以石油开采、化工、电气为代表的第二次产业革命中落后于美国和其他欧洲大国。例如1867年巴黎博览会上，人们的关注转向美国生产的新机械；其次，欧洲各大国在19世纪70年代后“在欧洲以外地区进行扩张”，[10]与“日不落帝国”的殖民地利益发生冲突。到19世纪末，英国与德国在南非、与法国在北非、与俄国在近东争夺殖民地的矛盾不断激化。
二、美国与英国的霸权
19世纪中叶，美国无论是经济实力还是政治地位都不足以向英国发起挑战。政治影响力方面，当时的政治中心在欧洲，北美还处于边缘地带；经济方面，英国已达到工业革命的鼎盛时期，而美国尚未开始工业革命。只是南北战争后美国迅速增长的经济实力对英国霸权存在潜在挑战，然而美国的军事实力仍非常弱，政治重点仍在于国内发展，包括与英国关系在内的外交工作服从于这一重点。
这段时期，美国人专注于国内发展，“南北战争以后的美国对外关系，坚持了两项传统政策：‘门罗主义’和在太平洋地区的扩张。”[11]随后，美国步入马克·吐温所称的“镀金时代”。“一个国家要在工业方面得到大举发展，首先要有个政治前提，就是全国统一。”[12]南北战争后的美国取得了经济发展的政治前提，全国市场迅速建立起来，很快美国走上了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美国国内人口众多，资源丰富，加之美国是一个创新、发明的国家，为工业腾飞注入了新的动力，美国钢铁、电气、机器、汽车、采煤、化工、建筑、纺织、食品等工业迅速发展。
美国的这两项政策重点都立足于国内发展，体现了孤立主义传统，但是“美国的孤立主义始终是政治和军事的，从来就不是经济和文化的。”[13]美国一直在欧洲具有重要的经济利益。拿破仑战争前后欧洲均势变化表明，即使有大西洋把美国与欧洲隔开，即便欧洲处于多极均势状态，没有英国扮演维持欧洲大国的主导者，美国在欧洲的经济利益就无法得到保障。[14]没有实力做后盾，任何宣示自己势力范围的政策都是无用的。
“门罗宣言”获得了英国的支持。[15]英国支持门罗宣言出于以下考虑：首先，美洲国家的独立运动符合英国资产阶级的“独立和解放”思想，赢得了英国资产阶级的同情，而西班牙、法国等神圣同盟国家欲把美洲变为他们殖民地的打算，招来了英国的反感；其次，作为欧洲大陆均势政策主导国的英国不会放任任何一个欧洲大国轻易扩张新的领地，19世纪英国的政策不但是维持大陆均势政策，而且要维护其广大的殖民地利益；第三，英国在美洲有重要的经济利益，英国的经济属于工业产品出口型模式，把拉美各国变成英国原料产地、商品销售市场和投资场所符合英国的利益。正是在这种利益考量下，英国支持美国的门罗主义。
美国一边小心翼翼地与英国打交道，以便获得其对门罗主义的支持，一边容忍着英国在门罗主义中的双重标准。列强对美洲的野心一直威胁着美国的门罗主义，南北战争期间，门罗宣言的作用范围事实上仅及北美洲“这一个剩余的大陆上”[16]。而对门罗主义的“第一个真正的挑战来自南美洲的最远部分”。[17]——英国在1833年无视阿根廷联邦的抗议占据了控制着南大西洋到太平洋入口的战略要地福克兰群岛。杰克逊政府回避了这一问题，认为这只是一个一直悬而未决的对过去占领的重申，事实上认可了英国在美洲的特殊地位。对于门罗宣言，美国人自己都认为是“一个从英国海军木墙的后面安全地向世界吹嘘的幼稚的恐吓。”[18]
三、“仲裁”机制
即使支持美国的门罗主义，英国依然不时损害美国的美洲利益。这一时期，美国成功的一点是与英国建立了一种特殊的解决双边争端的“仲裁”机制。在处理与英国霸权的冲突时，这一机制不但保障了美国国内发展所需的和平环境，而且成为日后双方解决一系列纷争时的常用手段。“自1815年以后，英美纠纷都和平解决了，除了两件（巴拿马地峡问题和巴拿马运河通行税纠纷）通过外交方法解决外，南北战争以后的英美纠纷多是采用仲裁方法平息的。”[19]
表：19世纪末英美“仲裁”模式解决的争端
问题
时间
起因
解决结果
备注
日内瓦仲裁
1871年
美国南北战争中英美“亚拉巴马号”
签订条约[20]，英国因“亚拉巴马号”事件道歉，
“把英美之间当时存在的所有纠纷引上了解决之路”[21]
白令海的海獭问题
1892年
外国猎人在公海上不加区别地乱捕。
1911年俄国和日本同美国和英国共同签订一个四国协约来明确规定北太平洋的捕海獭业。
英美双方关于此案的外交通信和司法文件堆积如山。
委内瑞拉边界问题
1895年
委内瑞拉和英属圭亚那的边界问题。
委内瑞拉请求美国斡旋，美国总统克利夫兰向英国提出仲裁请求。后由俄国法学家F.F.马当斯作为公断人解决该问题。
克鲁格电报所引发的恐惧，使英国的外交政策改变方向，拉拢美国成为此后英国外交的一个重点。
阿拉斯加边界问题
1898－1903年
1867俄国把阿拉斯加割让美国。1898年加拿大向美国提出争议边界领土要求。
仲裁结果有利于美国
实际上是一个外交上的安排，英国利用罗斯福总统的设计从一个站不住脚的立场光荣而体面地退出来。
北大西洋捕鱼问题
1907年
美国在英属北美领海之内的渔业“权利”由于1871协定期满得不到保障。
法庭解决了提交它的所涉七个具体问题，从而节制了引起“如此使人长期愤懑”的各种地方问题。
不在一个特别法庭而是在海牙协定的规定上的最后一次重大的英美仲裁。[22]
值得强调的是在英美仲裁的渊源中，日内瓦仲裁占有尤为重要的位置。正是日内瓦仲裁开启了英美解决双方争议问题的一种新模式。促成这一模式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利益驱动因素是最根本的。美国南北战争中，英国的不友好政策，为英国的敌国在中立国港口装备军舰树立了先例，其可能对英国带来的威胁是明显和公然的。1866年英国政府改换，新任内阁开始谋求解决一系列存在于英美之间的问题。英国出于对中立条款的重新注解，为南北战争中的“亚拉巴马号事件”向美国道歉，并赔偿经济损失。通过这一政策，英国永远防止了小敌国海军在将来战争中在中立地区建造舰队的可能，保卫了大英帝国的海上霸权。
对于美国，“仲裁”机制的建立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在当时英国的霸权主导下，美国同霸权国建立制度化的争端解决机制，利于稳定双边关系，对英国霸权是一种约束。某种意义上说，是美国对英国在美洲霸权的一种约束。
第二节 1894－1914年
1894年，美国的工业生产超过英国，跃居世界第一。“强大的经济实力为美国发展军事力量、挑战欧洲霸权奠定了基础。”[23]1895－1898年，美国人“意识到自己力量的民族的精力和想象力，正在期待着一些新的冒险的活动、感情和经验，美国人民把注意转到美洲大陆以外的地方去了。”[24]美国的这种扩张势必影响到当时的英国霸权，可能受到英国的遏制。然而美国经济持续增长，到1913年美国的工业产值达到世界总量的38%，超过英国、德国、法国和日本之和。美国的发展不但没有受到英国的制约，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美国力量成为影响战争结果的重要因素。当时欧洲纷争的政治形势，以及英国的对外政策成就了美国综合实力的扩展，欧洲大国忙碌着“准备”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偏安北美的美国获得了和平发展机遇期，而且第一次世界大战为美国提供了大发“战争财”的机会。
一、英国的霸权及其面临的挑战
19世纪下半叶英国开始丧失经济领域的优势地位，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种优势越来越不明显。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英国在产煤量、炼铁工业方面落后于美国和德国，机器制造业和造船业虽仍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发展缓慢，越来越感受到德国与美国竞争的压力。虽然到20世纪初英国的工业地位降为世界第三，但英国仍保持了强大的经济实力。首先，英国的工业生产虽落后于美国、德国，但仍领先于欧洲其他大国，而且英国的霸权基础——殖民地和海洋优势——并未丧失；其次，英国的国际贸易地位仍保持世界第一，伦敦依然是世界金融结算中心；最后，英国仍保持着作为世界霸权的对外影响力，因为潜在对手的经济实力变成霸权实力需要时间，即保罗·肯尼迪所称的“时间滞差”[25]
美国实力的强大以及扩张性的政策必然会威胁到英国的世界霸权， 1896年的“委内瑞拉危机”正是由于美国强大所引起的一次英美冲突。但是相对于美国这一来自北美的威胁来说，英国在欧洲正面临着更大的威胁。19世纪最后二十年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帝国主义”时期，各国对市场和原材料的争夺，掀起了一次争夺殖民地的新浪潮，新兴帝国主义国家要求重新分割殖民地，要做到这一点，除了战争没有其他途径，“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际局势愈趋紧张，除激烈的经济战之外还有军备竞赛。”[26]国际格局正酝酿着一场新的变化。“由于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交叉重叠，敌我友关系极不明朗：是英德结盟以制俄，是德国组成大陆同盟以反英，还是英法俄捐弃旧嫌联袂抗德，当时各主要国家的外交就是围绕着这三个不同目标展开了斗争。”[27]
德国是这一时期英国霸权最大的潜在挑战者。从19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德国外交政策的基本任务是创造一个有广大殖民地的帝国。德国宰相毕洛露骨地说“如果英国想吃一个弱国盘子里的东西，那它就应当让我们同它一起吃。”[28]同时，德国建设强大的海军挑战英国优势。1896年，基尔运河建成，它把北海和波罗的海连接起来，使德国舰队的有效力量增加了一倍。1898年，德国通过了海军法案，着手建设强大的舰队。1900年，德国更通过了庞大的《海军法案》，该法案序言说：“德国必须保持这样的海军力量，当和最强大的海军国家作战时，有能够威胁那个国家的优势。”“在1902年，英国海军部更是注意到，德国舰队的巡航距离短，是专门设计来对英作战的。”[29]而德国的海军经费，1898年为3000万美元，到1913增至1.2亿美元，并最终导致英德矛盾成为英国必须认真考虑的外交问题。
二、面对德国威胁的英美权力转移
19世纪末美国随着经济实力的提升转向外向型的商业政策，“这种商业转变的后果虽然主要是经济方面的，但也开始影响国际关系。”[30]
英美委内瑞拉危机就是在美国实力增长而英国霸权面临挑战的双重背景下出现的。19世纪末，英属圭亚那与委内瑞拉由于边界问题关系紧张，双方对一块发现金矿的区域争执不下，委内瑞拉甚至断绝了与英国的外交关系（1887年），并请求美国从中斡旋。美国总统克利夫兰在1894年向英委两国建议仲裁，遭到英国拒绝，英美国内对该问题产生了激烈情绪，美国国会强硬支持总统。正当英美双方争执不下时，南非的德兰士瓦问题正在迅速演变成危机。“德国的威廉二世皇帝赶走了俾斯麦之后正致力于发展自己的海军和殖民地扩张”[31]。1896年1月3日德皇给德兰士瓦总统克鲁格的电报祝贺他“在没有向友好强国呼吁支援的情况下”保持了独立。克鲁格电报蕴含的敌意震撼了英国，此后英国调整外交政策，“转变为与发生纠纷的国家妥协和拉拢盟国和朋友来抵制一个新的威胁，那就是可能同英国的大陆敌人联合起来推翻大英帝国的一个殖民主义和具有强大海军的德国所产生的威胁。”[32]
在委内瑞拉危机中的美国是强硬的，但是这种强硬与德国对英国的敌意比起来，要温和许多。贝亚德在1896年1月15日从伦敦给奥尔尼的信上说：“在这个国家里，在对美国——和对德国——冲突的可能性的讨论和对待的态度中有着一个令人高兴的可能觉察出来的明白的差别。”[33]
最终，德国对英国潜在的威胁盖过了美国对英国形成的挑战，而且促成了英国与美国的谅解，事实上“在整个进步时期[34]，一直存在着英美之间的谅解。”[35]谅解的结果之一是英国向美国让渡出部分权力
这种谅解产生的第一个结果就是巴拿马运河的建成，1850年的《克莱顿－布尔沃条约》[36]成了实现这个目的的障碍，但索尔兹伯里勋爵[37]领导的英国政府却未曾阻挠。英国政府急欲与美国友好，并于1900年在华盛顿签订第一个海－庞塞福特条约，放弃参加修建运河的权利，但是此约禁止美国对运河设防。美国参议院拒不批准该条约，于是，英国完全同意了美国的意见，在1901年11月18日签订的第二个海－庞塞福特条约中，承认美国单独修建与防御运河的权利。
“这个海－庞塞福特条约在条文上虽然仅限于运河问题，但是实际上其意义是远大多了。因为英国在签订该条约以后，便将它在西印度群岛的舰队撤退了，所以该条约在效果上不啻以这个险要区域的海军优势移交于美国了。”[38]
在美西战争中，英国支持美国对西宣战，殖民大臣约瑟夫·张伯伦在讲演中公开支持美国，说只要“星条旗和英国国旗在盎格鲁－撒克逊联盟上空一起飘扬，就可以用低廉的代价赢得战争。”[39]英国借此以结交美国一道对付德国。
英国的支持态度使美西战争成为美国海外扩张政策的成功开始，美国把加勒比海变成了“内湖”，并在太平洋获得了重要的战略基地，而且美西战争促使美国海军建设达到了自19世纪80年代后期重建舰队以来的最高潮。到1914年时，美国海军已居世界第三位[40]；同时美国力图保持商业扩张的既得利益，通过门户开放政策牵制列强独占远东，美国依靠经济实力分得了在华经济利益。此后美国逐渐插手欧洲的纷争，1905年罗斯福通过签订《朴次茅斯条约》，给自己的国家确立了一项当时尚不需要的在世界政治中受咨询的权利。
总之，1894年的美国是“工业的巨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里的侏儒”[41]，但是面对德国的威胁，英国调整外交政策，从而使美国获得了向外扩展政治和经济实力的重要机遇期。
第三节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
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初期美国人仍然没有参战的打算，“可是到了1915年冬季，德国开始对商船作潜艇战时（这种步骤的确是史无前例，所以在1915年时更是惊人）……在英国邮船卢西塔尼亚号被德国击沉以后，美国旅客丧生者多至百人；在这种情势之下再作任何退让自属不可思议的事了。”[42]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战争损害了欧洲大国的实力，而美国的经济、军事和政治影响力却都得到了提升，一次世界大战后，没有人可以再忽视美国的政治和军事影响力。
一、英国衰落的霸权地位和美国实力的全面崛起
英国在19世纪末丧失工业生产方面的优势，第一次世界大战更使英国丧失了国际投资、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等方面的霸权地位，英国作为胜利国仅仅保持微弱优势，依靠外交手段维持自己的大国地位。[43]
在国际投资方面，整个欧洲在战后丧失了资本输出的主体地位，美国成为世界主要贷款国家，英国因在敌国和俄国的资产被没收而遭受重大损失。美国不仅在大战期间赎回了英法所持有的美国债券，而且还通过战争贷款成为债权国。在生产布局方面，欧洲传统的工业中心地位衰落，美国成为全球生产、原料体系的支配中心，战前美国工业生产的年增长率即已超过欧洲。
在国际贸易方面，英国丧失了战前的世界贸易“乐队指挥”位置。因美国崛起，世界贸易格局发生了变化：其一，美国增加了工业品出口和原料进口，改变了战前美欧贸易中欧洲出口工业品、进口原料和农产品的格局；其二，欧洲在美国贸易中的比重不断下降，进口从1913年的约50%下降到1929年的30.6%；其三，美国经济受国际贸易影响的程度低于欧洲和世界其它地区，贸易价值不到其国民收入的8%，而欧洲和世界其它地区则严重依赖美国市场。
在国际金融方面，战后重建的以英镑和美元为国际货币的金汇兑本位制有严重缺陷。道威斯计划以美国的贷款启动德国经济，使其能够重新支付赔款，协约国亦由此得以向美国偿还战债，美国资本再以投资和采购的方式继续注入欧洲，由此形成了欧洲金融体系对美国资本的特殊依赖。
二、英美的利益争夺和权力关系
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借中立地位大发战争财。1917年美国参战后，军事实力得到大力发展，海军实力超过了英国得以称霸的王牌——独一无二的海军力量。[44]随着美国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全面崛起，威尔逊为世界和平勾勒新的蓝图，希冀以此传播美国的道义影响，威尔逊总统的国联构想也正是美国外交政策和影响力扩张的新设想，但是，“国际联盟未能在美国立足，因为美国尚未准备好承担如此全球化的角色。”[45]而且，同威尔逊十四点传递出的信息一样，欧洲各国在美国参战之前不敢公开对其表示怀疑，为的是使美国加入阵营。第一次世界大战让美国全面参与全球事务，并有机会在全世界发言，但是与美国经济军事影响力形成对比的是，美国的政治影响力在增长，但仍没有太大发言权——至少欧洲大国是如此认为的，“除了金融资源外，美国的实力仍不够强大，加之受到大萧条的影响，美国寻求强硬外交政策的能力受到了限制。”[46]无论是美国国内，还是其他世界大国都未做好准备承认美国的霸权，而且英国仍然努力维持自己的霸权地位。退回孤立主义的美国依旧从“利益思考”的角度来决定外交政策，但一战后美国扩大了的利益范围不可避免地将与英国霸权发生冲突。
美国为利益而争的政策事实上形成了对英国的权力争夺。
（一）经济方面：1929－1933年全球性的经济危机爆发。一方面欧洲各国纷纷制订有利于自己的措施与政策，另一方面也寻求有限合作。当时英国主张消除对国际汇兑的控制和运转障碍，政策重点在谋求国际金融货币领域的国际合作，目标是恢复英国的世界金融控制地位；而美国的目标却是消除国际贸易壁垒，构建全球自由贸易体系。由于英美在如何协作对付危机问题的思路不同，1933年6月试图解决全球经济危机的伦敦世界经济会议无果而终。在所谓的“孤立主义”旗帜之下，美国采取措施剥夺英国对世界经济的主导权，为构建美国主导下的全球贸易、金融新秩序奠定基础。首先是降低美元汇率，提高黄金收购价，迫使英国除非遵守美国的规定，否则不能在美元市场进行业务活动。其次是缔结互惠贸易协定，最惠国待遇原则成为美国在二战期间构建战后世界经济新秩序的基础，也是战后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基本核心原则。美国充分发挥了经济方面的优势，罗斯福总统在专注国内发展的旗号下，一步步侵蚀欧洲主导的世界金融和贸易的传统格局，而不惜打击英国的经济。
（二）政治方面：“在本世纪二十年代，由于中欧和东欧出现权力真空，控制欧洲国际经济政策的列强是法国、英国和美国。”[47]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自然地将政治和经济影响扩张到了欧洲。一战后全球军事和政治主导权仍然掌握在英国手中，虽然这种掌握的厉害程度在不断下降。美国退回到了孤立主义的老路，所以英美之间的权力争夺主要体现在政治理念和太平洋利益。首先，正像威尔逊十四点和国联设想反映出来的，美国提出了如何利用实力来达到和平的问题。在美国所提倡的世界秩序中，“反侵略是基于道德判断而非地缘政治的需求”。[48]这种主张与英国一贯的欧洲均势政策发生冲突，威尔逊主义的失败表明美国在塑造大国秩序中，仍未在理想主义与世界政治现实之间找到契合点，最终这一探索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功；其次，美国努力保持自己在太平洋地区的既得利益，《四国条约》[49]的签订正是美国这一努力的成功体现，美国将英国拉离了英日同盟，避免了在将来可能的美日冲突中，美国面临英日两个对手的险境。当然《四国条约》的成功签订也是英美紧密相连的利益关系所致[50]。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对外政策的重心在欧洲，它通过控制国联稳定自己的领导权。而美国的战略重心在太平洋，美国通过1922年签订华盛顿海军条约，使英国承认了美国在海军实力上与英国具有平等地位。同时美国谋求改善与苏联关系，试图打开俄国市场，并拉苏联阻止日本的扩张。
总之，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实力地位凸显，英国承认美国的实力，并希望借重美国在经济方面的优势，但是美国退回到孤立主义的老路上，专心解决经济危机所引发的一系列国内问题。
第四节 二次世界大战及其以后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的战略目标集中于国内发展，罗斯福总统正是在这样的承诺下入主白宫的。“大选之后，人们很快就看出罗斯福确实是把国内问题置于优先地位。”[51]美国的发展利益不断与英国维持经济霸权的努力“撞车”，英美在经济领域、债务问题、裁军、对日态度等方面频起争执，根本的原因在于双方利益的关注区域、关注内容、战略目标都不同。当英美深陷争执的时候，德日意“轴心国”的潜在威胁再次将英美凝聚在一起。1922年华盛顿会议之后，美国取得与英国平等的海军地位，但英国产生了一种“情绪”上的对美国的不满，一直到1929－1930年的军备竞赛谈判结束后，这一情绪化的问题才被去除，而这要归功于日本在太平洋地区的海军野心。笼罩在欧洲大陆上的战争阴云同样威胁着美国的利益，战争动乱的欧洲环境不符合美国在欧洲的经济利益。1933年希特勒在德国上台后，退出裁军会议、退出国联、废止凡尔赛条约的军事条款、进驻莱茵非军事区，对欧洲的既有格局形成严重威胁。在亚洲，1933年3月日本退出国际联盟，并透露他们企图废除同英美两国签订的海军军备限制条约，“引起了罗斯福的怀疑”。[52]1939年起，罗斯福对外政策逐渐向英法倾斜，尤其是德国席卷西欧之后，罗斯福积极主张扩大对英国的援助。1941年3月8日的《租借法案》“是美国对外政策转变的基础，从此美国开始强调自己的世界领导地位，以提供公共物品的方式切入国际霸权的建立，奠定了战后美国外交政策的基本模式。”[53]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实力全面衰落，在希腊和土耳其危机中不得不向美国求救。对于英美的权力转移过程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既是英国不愿意但被迫让出权力的阶段，也是美国开始构建自己霸权体系的过程。这一权力转移主要体现在二战中英国政府不愿意放弃他们所继承的国际地位，在资源、势力范围、战争进程、主导权、战后安排、对苏关系等方面与美国争夺。在这一过程中，权力转移最终和平实现，没有发生战争冲突，但仍是一个相互争夺的过程。
一、军事战略方面
“丘吉尔官邸讲话中强调指出，他绝不是为了领导英帝国走向灭亡才来当这个首相的。”[54]“二战中，美国国家政策的首要目标是西半球安全和通过互惠贸易协定来支撑它的世界经济地位，而英国国家政策的首要目标是维护大英帝国的完整和她在世界贸易中的霸主地位。”[55]英美两国在二战中的战略出现了严重分歧，英国要求对日战争继续处于比欧洲战区的以上两场作战[56]次要的地位[57]。英国是一个势力范围广阔的海岛帝国，它最首要的国家政策历史上一直是——当时仍然是——保住它的海外属地和在欧洲大陆维持力量平衡。这些目标决定了它以地中海战略为重点，既让苏德继续消耗，而且为控制达达尼尔海峡铺路，还可以占领地中海岛屿，连接东西两部分的属地。但是英国的这一战略将“损害美国在远东的利益，大大降低美国公众对便于战争努力的支持率。”[58]
美国各军种内部对英国的敌意引起了马歇尔和艾森豪威尔的注意。1942年7月，罗斯福否决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太平洋方案，即使是当作讨价还价的筹码也不同意使用。[59]英美在一系列甚至让所有助手退场的“非正式”会议上，通过“非常直接地交换意见”，达成妥协意见：1943年的重点是地中海，但1944年便须转向横渡海峡作战。
罗斯福与丘吉尔关于对德国的政策也是战争中的重要分歧，丘吉尔希望取消德国的军事工业，而罗斯福则旨在采取削弱德国经济的方案，将德国变为一个农业国。1944年9月，丘吉尔同罗斯福经过磋商，转而支持美国的德国政策。“罗斯福得到丘吉尔的支持是由于他同意丘吉尔对租借法案所提的要求。”[60]
二、政治方面：雅尔塔体制
建立联合国是美国确立其霸权的关键和组织保证，而且联合国在成立后的相当长时间内一直为美国所操纵，成为美国称霸世界的政治工具。从敦巴顿橡树园会议至雅尔塔会议，美国开始构建大国一致的战后安全机制，丘吉尔首相试图最大限度地保持英国的利益，但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英国的虚弱实力暴露出来，缺乏与美国讨价还价的砝码。美国以修改《租借法案》的利益好处，换得英国对美国战后德国安排的支持；英美苏对于联合国表决机制的分歧，主要集中在苏联对英美之间；而丘吉尔对于战后“托管”机制的恼火，也在罗斯福说服之后，改变了态度。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英国事实上已经丧失了讨价还价的权利，对于美国新的秩序安排，只是“英国政府实在不愿意拱手让出他们所继承的国际地位”[61]的表现而已。
三、经济方面：布雷顿森林体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存在德国冯克“新秩序”计划[62]、英国凯恩斯的“清算同盟”方案以及美国怀特的“基金和银行”计划之争。凯恩斯所提建议的核心是建立一个国际清算同盟，其“实质是银行业务的基本原则向国际领域的扩展”，[63]“就是借贷的必要平衡”。[64]清算同盟的建议是英国战后处境及其利益要求的反映。在英联邦与英帝国范围内，英国较之他国处于更为有力的地位，而且为了与德国的新秩序竞争，英国需要自由汇兑与多边支付。“清算同盟设想的多边清算机制和以‘本柯尔’作为支付单位，目的是坚持多边自由汇兑，同时排斥美元的作用，抵制美国战后的影响。”[65]美国战后货币计划的核心是建立多边一体化稳定基金和世界银行。摩根公开声称，作为财政部长，他的主要目标是“使世界金融中心从伦敦与华尔街转移到美国财政部。”[66]
从1942年8月开始英美战后货币计划进入正面交锋，美元的强势地位决定了谈判的基调是美攻英守，而且面对欧洲战事这一最重要的事情，同盟内部的协调是容易达成的，英美双方在多轮交换意见后，发表了共同声明，双方均在原有立场上做了一定的让步。“从美国此后做出的一些让步看，美国的妥协多半与其他国家发表的一些不同意见有关。”[67]同盟国的意见使得美国做出一定让步。英国也做出妥协，但“并非源于畏惧美国的实力或迫于美国的压力。”[68]英国的妥协缘于他们对“清算同盟”和“怀特计划”共同性的认识。到1943年布雷顿森林会议止，战后国际货币一体化正式形成。整个讨论过程反映了债务国与债权国必然在如何实现货币合作方面截然对立，以英国为首的诸债务国所获得的一系列防卫措施，无一不是其顽强斗争的结果，决非缘于美国方面的慷慨恩赐。布雷顿森林会议结束，美国在战后经济主导作用确立，从此英国承认美元的支配地位，同时谋求必要的防护手段以免遭不平等竞争的危害。
以1946年的希腊、土耳其危机为标志，英国向美国的求援清晰地表明，英帝国已无法采取哪怕是局部的帝国主义措施，英帝国严重依赖美国。
第五节 小结
从1856年到1945年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美国完成了从实力崛起到获得世界霸权的全过程。这一过程首先是连续和不间断的；其次，用历史的眼光看，这一过程有逻辑可循，但在整个过程中，偶然的政治和外交事件、不同领导人的治国理念都影响着这一阶段的逻辑完整和连贯性，政治领导人的个人因素不能忽视的。在明晰上述两点后，我们会更清醒地理解这近一百年的权力转移过程中的逻辑特点。本文以1894年和两次世界大战划界，目的在于更清楚地理解这一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的四个阶段，英美权力关系（或转移）体现了不同的特点。
从1856年南北战争结束到1894年工业产值跃居世界第一，美国经济实力增长，并具备了霸权基础。经济实力的发展是以科技条件、政治制度为前提的，体现为先进生产力的主导地位。第一次产业革命首先发生在英国，奠定了英国霸权的经济基础，之后美国、德国主导了第二次产业革命，成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从而注定了美国和德国经济实力的必然崛起。这一阶段，英国与美国并未发生权力转移，美国只是具备承担霸权角色的经济实力。美国与英国建立了“仲裁”机制，得以部分约束英国在与美国交往中的霸权行为。
从1894年到1914年是美国实力全面提升的阶段。英美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出于应对德国威胁的考虑，英国拉拢美国作为盟友，从而使得美国在具备经济实力之后，不但没有受到英国霸权的遏制，反而在美西战争中得到英国的支持，英国撤出自己在美洲的势力，将美洲主导权让与美国。在这一阶段，美国开始扩展自己的综合实力，海军实力在美西战争后大幅度提高，而且通过向太平洋扩张，增加势力范围，扩展政治影响力，同时在日俄战争中部分介入大国事务。
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英美之间产生了权力转移问题，但美国最终失败。英国的实力明显下滑，但是政治影响力仍在，英国仍能维持自己建立的霸权秩序。威尔逊十四点和国联设想是美国在具备了综合实力之后试图实现美国政治理想的一次尝试，但是美国未能建立自己的霸权秩序，一方面是英国仍能维持旧有的霸权秩序，国际政治的重心仍在欧洲，英国仍然依靠均势政策稳定欧洲局势；另一方面美国国内尚未做好接替霸权的思想准备，不但表现在国内民众无法突然放弃孤立主义，而且表现在美国的政治领导者和思想家还没有找到成熟的建立美国霸权的思路。
第二次世界大战实现了英美权力转移。原因在于：首先，第二次世界大战摧毁了欧洲维持世界政治中心的政治和军事力量，“美苏处于力量的顶峰”[69]，“几百年来欧洲中心的局面宣告结束，世界资本主义的重心转移到美国。”[70]其次，美国全面介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并成为决定性的主导力量，使得美国有机会实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未竟的政治理想，建立新的霸权秩序。
实现权力转移之后，美国建立了不同于英国的霸权秩序，英美霸权秩序的差别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霸权的支撑基础。奠定英国霸权的基础是威名远扬的皇家海军、生机勃勃的工业生产和它控制的金融体系。[71]“而美国霸权资源最突出的方面就是无与伦比的科技优势、普世性的通俗文化及其在全球的传播和大规模的国际制度建设。”[72]以雅尔塔体制为形式的世界秩序，主要内容包括一个基石、两个侧翼，即以联合国为基石，经济领域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和安全领域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央条约组织、东南亚条约组织等多边军事同盟组成两个侧翼。“这两个侧翼与联合国结合起来，……确立并保障了美国作为世界仲裁者、调解者的霸权地位。”[73]
第二，霸权的军事内容。军事实力是巩固和维护霸权的手段。“所有的霸权都是以军事实力为基础，以强制方法实现自己的海外利益的。”[74]英国的军事实力自1688年与西班牙海战后确立，1815年英国皇家海军确立霸权地位，这一优势一直保持到1900年以后。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上，英国承认美国具有与自己平等的海军军事实力。英国皇家海军的霸权地位由强大的海军舰队、遍布世界的基地和一支巨大的商队组成。同时，英国这种以海洋实力为基础的军事霸权限制了英国维护霸权的手段，这种军事投送能力决定了英国在欧洲“离岸平衡手” 的角色。美国的军事霸权不但涵盖了陆海空传统军事领域，而且扩张到核武器领域。1945年美国率先拥有并使用了核武器，直到1949年苏联才成为第二个拥核国家，而核武器正反映了美国在军事领域同样保持的技术优势。
第三，霸权的政治内容。英国是重商主义的践行者，英国霸权的国内制度基础是商业资本主义和公共财政体系。英国的霸权目标是建立商业帝国主义，其战略重心在欧洲，实施的外交政策是传统的大陆均势。美国二战后建立的世界秩序，其目标是维持美国霸权，而不是追求一个帝国，决定美国战略重心的因素是意识形态，其主要竞争对手是苏联。同时美国倡导一套自己的民主观念，将市场经济和民主价值观作为霸权扩张的重要手段，淡化了军事手段的作用。
第二章 影响英美权力和平转移的因素
英美权力转移不是英国的意愿，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强调，经济军事实力是指导权力转移的最主要因素。所以英国权力丧失是其经济相对美国衰落的结果，而英美权力转移之所以能和平实现，则是英国战略选择的结果，两次世界大战潜在的威胁迫使英国实施拉拢美国的政策。
关于英美权力和平转移影响因素的讨论，包含两个层次，第一个是权力的转移，第二个层次是和平转移的实现。对于前者，美国从1894年美国工业生产超过英国，此后发展速度越来越快，而英国却在一步步地衰落，英美权力转移具备了客观基础。第二个层次是权力转移和平实现，在这一层次中，经济实力、地理因素、文化联系、战略文化和国际环境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一节 经济实力
“权力是一个包含了影响力、能力以及一定程度的武力或暴力的概念和现象。”[75]权力概念包括物质性和意愿性两方面内容，经济实力在权力概念中起着基础性作用，它“是国家实力最基本的要素，制约和影响着国家实力的其他要素。”[76]因为经济实力，尤其是国家的工业生产能力决定着一个国家的资源能否得到充分的开发和利用，关系着军事力量的强弱，关系着农业生产能力和科学技术水平的应用，而且对于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自主地位关系重大。
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决定了国家之间“生存”和“安全”的零和博弈属性。经济实力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经经济实力中的财富因素是“支撑军事力量的基础”[77]，为保障国家安全和扩张利益提供物质力量；第二，经济实力也是一种直接影响和支配他国的权力因素，经济强国可以利用自己在贸易、金融和生产技术等方面的优势影响其他国家的国内经济，乃至国内政治，使经济实力成为一种权力手段；第三，在旷日持久的大国战争中，国家间的军事斗争在本质意义上属于经济实力对抗，经济实力直接影响着国家的军事供给能力和国内政治的稳定性。“因此，处于领先地位的工业国家实质上就是大国，并且工业化等级上的变化，无论是向上变化还是向下变化，都必然伴随着或导致权力等级上的相应变化，这是不可避免的。”[78]
经济因素在英美权力转移过程中的作用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 成为美国追求全球权力的手段
1894年美国工业生产居世界第一，但军事实力仍相对落后于欧洲其他大国，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交战双方不久就进入胶着状态，形势的变化使战争变成了一次对双方经济实力的考验，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参战对协约国经济方面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美国不断向协约国输送新军火工业必需的煤、焦炭、生铁、钢铁和机床，大大提升了协约国战争消耗中的恢复补给能力。而且美国的参战抵消了俄国溃败对协约国的负面作用，1913年同盟国和协约国占世界制造业产量比重的差距为8.7个百分点，而美国参战后，这一差距扩大为32.5个百分点。虽然美国1917年后才参战，但整个一战中的战争开支，居协约国前三位的英美法三国分别为230亿美元、171亿美元、93亿美元，美国动员的兵力却不到协约国总兵力的十分之一。[79]
当德国以军事手段对英国霸权构成威胁的时候，美国则以经济支援的方式加入英国一方作战。美国经济实力在一战中的扩张方式既在战争中帮助了以英国为首的协约国，又对英国主导的经济秩序造成侵蚀。并且这种扩张方式导致了两个后果：第一，参加一次世界大战加速了美国综合实力的建设。“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美国海军……实力仅次于英国和德国，1921年的华盛顿会议上，美国取得了与英国海军平起平坐的地位，之后美国海军继续大规模发展。”[80]制造业生产指数美国战后比战前增加了近四分之一，而欧洲国家则降低了四分之一；第二，英国主导的全球以欧洲为中心的经济秩序遭到破坏。“以英国伦敦商业区为基础的、1914年以前的那种灵敏的（几乎是自我平衡的）国际贸易和金融流通机制已不复存在。”造成这一后果的根本原因是战争的破坏，而直接原因则是欧洲国际债务日益增加，美国变成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成为世界财政中心。但是美国的经济结构尚未能适应由这种转变带来的新要求，“美国较少依赖于对外贸易，很少与世界经济联为一体，倾向于保护主义（特别是在农业方面）而不是自由贸易，缺少一个与英格兰银行相同职能的对应机构，在繁荣与萧条之间大幅度地波动和政治家们更直接地受到本国的院外集团的影响等——意味着国际财政和商业体系在围绕着一个易变的和有缺陷的中心点运转。”[81]
美国没有利用经济手段威胁英国霸权的故意，但是美国用经济实力“入股”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却产生了削弱英国实力基础的后果。因为美国选择加入英国为首的协约国一方，既是英美友谊的结果，也是此后英美扩大合作成果的基础。美国参与维持了英国的胜利地位，同时也成功地扩张了自己的实力，在旧有秩序中展现了自己的影响力。战后美元以短期贷款的形式从美国流向欧洲各国政府和城市，1929年经济危机爆发之后，整个世界秩序瓦解成各种相互竞争的小单位，以美国为首的美元区与英国的“帝国特惠制”各自为政，英国失去了其金融领域的主导权。美国参战结成并印证了英美特殊友谊，经济实力是美国参战的重要手段，但美国经济实力的扩张侵蚀了英国的权力基础，成为英国追求权力的手段之一。
二、美国权力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前分析，经济实力是构成权力的重要因素。权力的重要内容就是“支配他人（国家）的能力”，同权力概念中的政治、军事、外交等分支一样，经济实力带来的支配能力意味着一种权力。而且，这种权力的“边际效应”经过扩展渗透，和军事、技术等领域的支配地位互相促进，促进了整体意义上的权力内容的形成。
对比两次世界大战后英美两国经济实力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发生在经济领域内两国的权力转移。战争使英国损失大量物质财富。从1914年8月到1919年3月，财政部的发行总额共约95.9亿英镑，贷给盟国15亿英镑，因敌人的行动而损失的船舶和货物的价值计7.5亿镑。庞大的海军军费开支以及向国外购买军需和居民生活资料的开支，使英国的国际收支状况发生急剧变化。特别是由于战争期间传统出口品生产的减少和出口贸易额的大幅度下降，尤其是棉纺织品、煤炭和机器出口总额下降，英国不得不靠变卖自己持有的一部分国外有价证券和向美国借债来弥补国际收支逆差。英美在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颠倒了过来，英国从美国的债权国变为美国的债务国。伦敦不再是世界唯一的金融中心。英镑的稳定地位发生了动摇。[82]而且对英国造成打击的不只是在传统经济领域，“英国出口工业所受打击最大的主要是煤矿业。石油、天然气、水电等新能源的出现。”[83]19世纪末英国与美国在新的产业革命中的差距在第一次战争结束后被再次拉大。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参战很迟，损失最小而收益最大，实际上它倒是发了很大的战争财。经过这次战争，美国从债务国变成了债权国，从资本输入国变成了资本输出国。……到1930年为止，美国已集中了世界黄金的半数以上，以后仍在继续增加。美国单凭它雄厚的资力即可在世界上居于支配地位。”[84]
第二次世界大战再次扩大了英美经济实力差距。二战结束后，“英国对英联邦国家欠下了数字很大的债务，在战时卖掉了国外投资。在1946年，在马歇尔援助计划开始之前，它又从美国借款46亿美元左右，还从加拿大借了另一笔13亿美元的债款。结果它的净国外资产地位从1938年210亿美元的净收入下降到1947年的负债20亿美元。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情况不同，这些欠债全部都要兑现偿还，一直是英国的一个沉重负担。”[85]
“在战后一个时期内，美国的世界经济地位确是非常突出。1947年时美国的工业产量占资本主义世界总产量的62%，出口值占世界总值的32.5%，比战前都大大提高。战后初期，美国的钢铁产品占世界的55%，机械产品占世界的45%，所产工业制成品总数占世界的60%，石油产量占世界的70%，所产谷物占世界的1/3，棉花占世界的1/2，黄金储量占资本主义世界总额的3/4以上，比重都大大超过战前。美国从1947年至1953年期间，国民总产值每年平均增长率为4.8%；这时期中发展的速率也比其他任何发达国家为快。”[86]
雄厚的经济实力促进了美国在军事和科技技术等领域的发展，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美国的军火生产能力不及英国的二分之一，而当战争结束时，则已经比英国的三倍还多。美国在经济方面的优势通过战争迅速而且合理地提升了军事实力，二战后，美国拥有强大的制海和制空能力，海军由1200艘大型军舰组成，空军则拥有1000架超远程B－29轰炸机，而且美国垄断了原子弹。同时强大的经济实力保证了美国在技术创新方面的研发投入，战争结束后，美国的大型计算机、激光、半导体、雷达、塑料、彩色照相机、电视、核能利用得到大力发展。
三、构成制度霸权的经济基础
经济、军事等物质性的因素对于霸权的基础性作用，只有在经过战略安排，才可以发挥支配能力，从而转化为霸权。二战后美国欲建立新的霸权，需要构建新的国际秩序。美国选择了国际制度作为其建立霸权的保障。“国际制度为美国提供了与大英帝国不同的充分介入世界事务的权利，国际制度甚至已经成为美国霸权结构的一部分。”[87]对于美国而言，制度霸权的意义就在于是“一种国际社会认可的、关涉国家间关系的制度性安排。”[88]美国通过这种制度安排，建立了一种开放性的体系，赢得英国的认可。二战后，当英美双方的实力对比在相对意义上向美国倾斜时，英国仍在绝对力量方面在世界权力格局中占有重要地位，英国的权力能力基本丧失，但其权力意愿和实力基础并未消失殆尽。美国的制度安排既是其构建新秩序的方法，也是赢得英国以及其他国家认可的手段。制度安排在英美双方权力转移关系的最后一刻保障了其能够和平实现。
美国的制度安排是以经济霸权为基础的，其标志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是美国按照自己的利益和意图塑造国际经济秩序的结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贸总协定所确立的国际经济制度成为美国赖以控制和管理世界经济的得力工具。”[89]1944年7月的布雷顿森林会议建立了以美元为支柱的国际货币制度，美元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主要储蓄货币。同时美国与22个国家签署了“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文件，从而提供了制定国际贸易规则、进行国际贸易谈判、解决国际贸易争端的制度化途径，成为美国主导的国际贸易秩序的主干。美国以实力为内容的经济霸权建立在全球自由经济机制基础之上，“其核心内容是各国按照比较优势原则从事国际贸易，输出或接受跨国投资，以此形成世界经济体系。”[90]可见，新的世界体系的自由贸易原则并未背离英国的经济贸易利益，最终获得英国认可。美国通过对欧亚同盟提供安全保护的方法建立了以自己为核心的世界经济和军事霸权。
第二节 地理因素
“能力塑造意图”[91]，促使大国冲击世界霸权的动力不只是经济、军事实力和政治影响力，诸如地理位置和资源储备等客观因素制约并影响了国家战略选择空间。物产丰富的国家对于外部世界的依赖相对较小，当其他国家内部或者国家之间发生权力争夺时，该国受到的冲击就相对较弱，可供替换的战略选择相对较多；而如果一国严重依赖他国，这种依赖的“脆弱性”和“敏感性”必然削弱国家的应对能力，当触及安全和生存等国家的根本利益时，战略选择的主动性便完全丧失，陷入被动选择境地。因为“依赖性较小的行为体常常拥有权力资源，该行为体有能力变化或以变化相威胁，而一旦该关系发生变化，则相比而言，该行为体方付出的代价小于他方。”[92]同样，“基于地理位置，侧翼强国拥有相对于中心强国的若干重大地缘战略优势。……侧翼强国比中心强国具有更多的地缘战略优势，这为前者的崛起提供了更便利的条件。”[93]
地理因素对英美权力转移的影响作用体现在地理位置和自然资源两方面。
一、自然资源
北美大陆地沃人稀，资源丰富。煤、石油、天然气、铁矿石、钾盐、磷酸盐、硫磺等矿物储量均居世界前列，其它矿物有铝、铜、铅、锌、钨、钼、铀、铋等。丰富的自然资源直接支持了美国煤、钢铁、电力工业的发展，加之英国远在大西洋彼岸，对这里的统治松弛，各殖民地得以自由发展。从南北战争结束后一直到1914年美国经济实力崛起这段关键时期，美国的经济表现出内向性特点，这同美国对外战略中的“孤立主义”一脉相承，美国之所以有选择这种战略的条件，自然资源对外的弱依赖性发挥了关键作用。美国是在19世纪完成工业革命的，其手段是从欧洲引进先进技术，借用美国的资源优势，大力推进工业化生产，同时实现技术创新。在这一过程中，资源优势使美国减少了与其他国家资源争夺的可能性。欧洲殖民地斗争的核心就在于对资源和市场的争夺，美国丰富的资源储备使其避免了海外争夺，也为“孤立主义”提供了物质保障，降低了与英国发生利益冲突的风险。相比较20世纪初崛起时的日本，我们可以更深刻理解资源优势对美国崛起的关键作用。日本资源短缺，内需不足，日本本土无法提供工业发展的能源，石油甚至要100%进口，二战前罗斯福宣布对日本石油禁运，日本的石油库存只够用两年，日本因而只有两个战略选择，“或者与美国维持良好关系，或者建立一个自给自足的帝国”[94]，后者即日本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总之日本不可避免地要与美国在太平洋发生利益冲突，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日本的太平洋战争是受自身地理和自然资源限制的无奈选择。20世纪三十年代的扩张政策既是日本法西斯的政治选择，但同时也是由日本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的。可见资源优势的意义在于减小对外部世界的依赖作用，减少与霸权国和其他大国的争夺机会，从而降低了与霸权国发生冲突的可能性。
二、地理位置
从美国南北战争到1914年美国崛起的主要过程中，世界政治经济重心集中在欧洲大陆，欧洲大陆汇集了当时的世界主要强国，从而也就成为了利益争夺的主战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经济政治重心开始“向东”转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成为“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政治经济中心。在这一过程中，美国的地理位置减少了其参与欧洲纷争的可能性。
首先，美国偏安北美，远离全球政治经济大国汇聚中心，周边没有与其他强国邻接，当其采取扩张政策时，免除了它在较多方面上面临制衡和挑战的风险。美国的“门罗宣言”得以在美洲实施的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就是美国这种地理位置优势。19世纪末英国面临美国和德国两个国家的崛起威胁，最终确定了德国的敌人身份，其原因一方面是美国和德国采取的不同战略选择决定了英国的遏制目标，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美国远离欧洲，远离英国的核心关切区域，降低了美国对英国的威胁力度，使得英国可以在“两害相权取其轻”中放弃了对美国的制衡，转而选择与美国结好。
其次，远离欧洲，使美国更有条件实行隔岸观火、伺机而动的战略方针，从而采取更有利的政策。参加两次世界大战美国都是以关键性力量介入，同时又都是在较晚时候选择参战，两次世界大战中欧洲大国受地理位置的局限，“多米诺骨牌”般地先后参加战争，而美国的地理位置却给予美国以静制动的机会，当欧洲大国精疲力竭，当美国已经大发战争财，当战火真正危及美国核心利益时，才选择参战。相反，一战后的法国本是力图避免与德国的战争，却又不得不早早陷入欧洲战场。与美国同期崛起的德国在地理上同样没有美国幸运，减少了其战略选择机会，“用一位学者的话说，德国是天生被包围住了”[95]德国时刻需要面对东西两线俄国和法国潜在的威胁，“享有共同边界的国家之间比不相邻的国家之间更容易爆发冲突”，[96]且德国需要应付的东西两线的威胁都是大国威胁。
最后，良好的地理位置使美国可以全力以赴专注国内发展，而不需要在军事防卫等方面浪费资金。权力转移的前提条件之一是实力的崛起，美国远离可能的冲突中心，可以专注发展，而不必把资源浪费在其他方面。一个佐证就是“到1880年时，美国海军尚排在世界第13位，位居中国北洋水师之后。”[97]地理位置使得美国可以全力发展实力，同样加大了其战略选择空间。“事实上，随着本世纪初与英国的和解，美国是非常安全的，即使担心德国海上实力的崛起，也远没有必要像其他大国那样发愁。”[98]
总之，资源和地理位置优势对于美国取得权力的重要意义就在于不论是在崛起时期，还是在权力转移时期，都使美国有比其他国家更为广阔的战略选择空间。美国在19世纪崛起时期可以“孤立”于欧洲之外，专事自身实力增长；而在崛起之后，在获取权力的过程中又可以相对自由地选择各种战略和时机；另外，远离权力中心本身就降低了美国崛起过程中，英国实行遏制政策的意愿和可能性，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技术力量局限了军事上的远程投送和打击能力，减少了英国可以选择的应对策略，增加了美国崛起的可能性。
第三节 文化联系
文化作用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作用是重要的，“它们（国家间）的行业像过去一样受对权力和财富的追求的影响，但也受文化偏好、文化共性和文化差异的影响。”[99]由于特殊的历史联系，英美之间保持着同质的文化价值观联系，这种联系是多方面的，从血缘上说，乘坐“五月花号”到达朴利茅斯的英国人，是北美土地上的第一批外来移民，随着移民的增加，美国形成了一个以英语为基础、以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为背景的美利坚民族。“美国的核心文化向来是，而且至今仍然主要是17－18世纪创建美国社会的那些定居者的文化。这一文化的主要成分包括基督教信仰、新教价值观和道德观念、工作道德、英语、英国式的法律、司法和限制政府权力的传统、以及欧洲的文学、艺术、哲学和音乐传统。”[100]与此同时，他们承袭了盎格鲁－撒克逊的经验主义传统，接受了经验的、实证的思维习惯和风格。
这种特殊的文化联系使两国容易在许多问题上取得共识，从而拉近双方关系。首先是英美两国享有共同的关于民主和自由的政治文化。这种一致感尤其在1832年英国改革法案出台后得到加强，这一法案扩大了有选举权的选民人数，增加了下议院的权力，从而增加了两国政治认同的基础；其次是“白人负担”所传递出的两个国家文化的优越性；最后是盎格鲁－美利坚种族主义，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背景下，两国普遍存在着种族优越感。“这三种文化同质性建立了避免双方之间战争的共同目标，很容易产生双方的克制和适应，并且发展各自在对方心中的好的形象。”[101]
必须承认，对于英美权力转移来说，文化的意义不是最重要和最根本的，因为无论是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还是在冷战期间，英美利益冲突，甚至兵戈相向的例子都非常多，在强大的利益矛盾前，文化联系的作用微乎其微。但是，当双方由于利益需要可能走到一起的时候，文化的同质性可以象催化剂一般增加双方的互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老罗斯福之所以认为由英国海军控制大西洋比德国独霸要安全，是基于文化相近及历史经验等无形的非权力政治因素考虑。英美之间的确有很强的文化关联，是美德关系所无法比拟的。”[102]
老罗斯福的这种想法是可以理解的，任何一国的外交政策都具体表现为人的活动，人是有感情和理性的动物，文化和情感的联系常常在外交政策中发挥着隐秘的联系作用。我们可以从通俗的层面来理解文化的联系作用，“美国的外交政策与其他国家比较，确有其更深厚的‘讲道德说仁义的风味’（moralistic flavor）”[103]，在宣布参加一战和二战之前，美国国内民众事实上都是支持英法，反对德国的，“美国人一开始就认为英法的政治制度和德国是相反的……虽然在1914年时把德国形容成一个专制制度，总有些过分”[104]同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美国舆论对希特勒极权统治持非常反感的态度。从这两个例子中，我们都不难发现文化认识同质性首先从情感上使美国对英国形成认同，当国家利益要求美国加入英国同盟作战时，结果是可以预料的。
苏联的例子可以让我们从反面理解文化同质对英美关系的意义，同样在二战中站在同一个战壕中的苏联在二战后不可避免地分道扬镳，除了利益之争，双方在二战中的战略协调方面已经出现了由于文化差异导致的理解偏差，如雅尔塔会议期间，罗斯福和丘吉尔将斯大林称作“约大叔”，斯大林最初并不高兴，在罗斯福的一位助手作了“同山姆大叔一样都是亲热的表现”的解释后，斯大林的不满才有所缓解[105]。而且这种文化不同性本身就像一种身份符号一样提示着双方的差别，从而使双方的接近变得困难，可见文化差异以及由此带来的天然的不信任和戒备加剧了美苏的矛盾，而英美关系则从文化同质性中大大受益。
第四节 战略文化
战略文化有很大的一部分涉及到了民族性格这一非常复杂和令人困惑不解的问题，“因为仅仅考虑英吉利一个民族，这个问题将是难以解决的，……是有经验的学者们试图去研究的问题。”[106]鉴于此，战略文化的讨论当与文化联系有所区别。这部分的讨论将从历史的回顾来考察两国的外交沿革，而避免局限在民族特质的层面上。
一、英国“均势政策—光荣孤立—绥靖政策”轨迹。
首倡“大陆均势”政策的是威廉三世，均势政策的出台是由于形势需要，路易十四领导的法国构成了对威廉三世王位以及英国的威胁，当时英国的目标是避免欧洲大陆出现一个独大的霸权。后来均势政策成为英国的主动策略，“英国是欧洲各国当中惟一不需在欧洲扩张便可维持国家最高利益的国家”。[107]十九世纪早期，英国将随机应变式的保护均势的做法，转变为精心设计的策略。整个19世纪，英国基本上奉行了不干涉的外交政策。尤其是在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结束之后的近半个世纪里，孤立于欧洲之外成为英国对外政策的主要倾向，迪斯累里、格拉斯顿和索尔兹伯里等三位首相成为“光荣孤立”政策的有力推行者。而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英国推行的绥靖政策“实质上是英国孤立主义外交政策的继续，通过和平与妥协的方式，英国意欲使自己免于陷入欧洲及其他地区的战争。”[108]
“均势政策—光荣孤立—绥靖政策”这一轨迹背后反映出的是英国的“孤立主义”传统。对于英国来说，“扮演制衡者的角色乃是反映地缘政治的现实需要。像这样一个位于欧洲的外海的小岛，设若整个欧陆的资源全部汇集在统治者之下动员起来，则其生存势必受到威胁。” [109]这种由地理位置和国际斗争环境决定的孤立主义终于成为英国对外政策中的一个重要特点。
二、美国的中立主义逻辑。
“从建国初期，美国的对外政策可以用“中立”这个词加以概括。乔治·华盛顿和继他之后的杰斐逊，都给这个国家留下这样一个忠告：‘我们的正确政策就是避免同外部世界的任何部分建立起持久的同盟’”。 [110]
华盛顿的劝告发表在《告别词》中，“针对着共和党人想要把外交政策建立在与法国结盟的基础上的那种愿望而发出的”。[111]美国实力的衰弱，欧洲复杂的外交形势以及英法之间的矛盾，都决定了美国最好的策略就是置身事外。
无论是策略还是在道德意义上，美国都是中立权利的拥护者，坚持交战国家必须尊重中立国的若干权利，并且为树立这种原则与英国于1812年发生战争。半个世纪后，在南北战争时，美国又坚持中立国有若干义务必须履行，在亚拉巴马号事件的解决中，美国要求英国对未履行的义务偿付经济赔偿。“于是我们（指美国）便成了中立国权利与义务的主要拥护者，并且我们（指美国）所力争的原则已写入现代的国际法。”[112]
美国的中立主义是作为一种思想传统被美国民众继承下来的。美国的三权分立确保了民众的意见在制定政策时发挥作用，无法忽视公众对孤立主义的认可是美国外交政策制订过程中的一项重要原则和条件，也是总统和国会对民众的一种道义责任。美国民众很快将“获取菲律宾看作是国家的一个重大偏差”[113]，两次世界大战爆发初始，民众都没有参战的心理准备。民众对战争的这种态度对美国外交政策产生重要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受战债问题影响，孤立主义成为国内政治的主导声音。1941年12月美国参战之前，罗斯福总统费了很大的努力与国内孤立主义作斗争，“公众和国会始终抱着不卷入战争的希望，不愿对任何促成开战的问题负责。”[114]
通过上述对比，我们至少发现了英美在战略文化方面存在避免双方直接冲突的可能性。英国的外交作风是“均势真正受到破坏而不是有可能受到破坏时，才会插手干预。”[115]而美国则是坚守中立主义传统，力图避免介入美国以外的纷争，这种传统甚至成为一种文化制约着领导者。在两国交往的历史中，我们不难发现这种战略文化对双方关系所起的作用。这种妥协文化促成了双方仲裁的交流机制，这一机制的建立使双方受益匪浅。
总之，即便英美双方的外交政策是出于利益的考虑，但是双方战略文化方面的防守而不是进攻特质，在许多时候避免了双方产生激烈的冲突，在美国实力崛起的时候如此，在英美权力禅让过程中更是如此。
第五节 国际环境
帕默斯顿说过“英国没有永远的朋友和永远的敌人，有的只是永恒的利益。”[116]两次世界大战前后复杂的国际形势，以及一步步逼近的战争威胁决定了英美的同盟关系。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随着英国实力遭受重挫，美国实力崛起，渐渐取代了英国的领导地位。
一、一战前德国对英国的挑战构成英国潜在的威胁，缓和了英美之间的矛盾。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英国的国内经济发展慢于美国和德国两个新兴国家。“到1914年，英国已走在沦为美国和德国的技术殖民地的下坡路上。”[117]一方面是英国实力的衰落，一方面新兴崛起的美国和德国都采取了积极的外交态度，欲取得和实力相匹配的国际地位。英国面临着东西两个方向上可能的崛起大国。
最终，从1895年的委内瑞拉危机到1901年的第二次海－庞塞福特条约这一时期，英美建立新型关系，同时德国成为英国的潜在敌人。英美两国陷入委内瑞拉边界争端之时，德国被拖进德兰士瓦事件，史学家认为德国政府是被资本主家的利益拖下水的，总之德皇的克鲁格电报使英帝国受到震动。因为英国在南非和南美洲有着完全不同的利益考虑，委内瑞拉边界争端缘起于一块发现了金矿的土地，归根结底是经济利益，与美国的分歧只是多加了一层双方对“门罗主义”不同的解释；而在非洲情况则大不相同，“英国人需要一个统一的、白人的南非是为了使好望角——英帝国的关键之地——得到战略上的安全保障。布尔人的两个共和国成了阻碍，而且还有一个甚至更大的危险：拥有金矿的那些‘外国人’可能发动一场反对布尔人的革命，建立起自己的共和国。”[118]可见，克鲁格电报的要害在于德国不只是口头，更在实际行动中向英帝国发起挑战。德国的1898年海军计划以及它企图取得“显著地位”的愿望使德国成为英国潜在的威胁。
英国的权力基础是海洋霸权和殖民地利益，德国却在这两方面同时向英国提出挑战。出于应对新的挑战的需要，英国开始放弃“光荣孤立”，拉拢盟国，1902年的英日同盟，保障了英国海军在印度洋和太平洋的安全。1904年同法国签订的解决北非争执的协定，1907年同俄国解决波斯争执的协定，开始了限定帝国职责，专注应对德国威胁的努力。“布尔战争开辟了英国外交政策的新航线。”[119]
远在北美的美国无论是地理、战略、还是文化上都更容易博得英国的谅解，加之，“由于1906年以后大部分国家把注意力从亚洲、非洲转移到对巴尔干和北海的开发，所以人们对以下的事实或许并不感到惊奇：与刚进入本世纪前后的时期相比，它们更不愿把美国看成是一个影响国际力量对比的因素。”[120]受惠于英国新的外交政策，美国的扩张得到英国的容让，英国并将美洲的势力范围让给了美国，以致于被某些学者判定为英美签订了“秘密同盟条约”[121]。
二、二战前法西斯的威胁成为英美双方共同对付的目标，成就双方的合作基础。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英法的胜利宣告结束，然而除了美国，各国的实力均在战争中遭受重创，英国也是如此。由于战后国际形势的变化，英国的许多殖民地如阿富汗、伊拉克、埃及和东亚等地均获得不同程度的独立，英国的自治领也获得了独立的外交权，加之20世纪30年代英国出现一亿多英镑的收支逆差，被迫放弃金本位制。英国的实力遭到削弱，而欧洲的矛盾却没有随着战争的结束而消弥。
凡尔赛和约未能结束欧洲的战争阴影，却“使德俄继二十年前瓜分波兰后，再生同样的野心”。[122]法德的敌意没有消除，反而由于凡尔赛苛责的条款加剧了，英德也如此。“一战中，英国从德国殖民地抢得了84万多平方公里，920万人口。这是德国不能忘记的。”[123]在整个30年代英国工业产量不断减少，德国生产力不断发展，确定了对英国的优势。“殖民地和原料问题成为英德间的主要问题。”[124]德国公开反对英国垄断镍、锡、铬之类的战略原料。维系欧洲均势的逻辑也未能持续，一战前德国在东西两面均有强国压境，不论向东向西，只要向外扩张一定会遭遇强邻，或是法国、奥匈帝国，或是俄罗斯。但凡尔赛和约后，法国国势衰弱，奥匈解体，俄罗斯消失于欧洲社会，英国的均势政策维继条件不断消失。
战后的英国仍秉持大陆均势政策，法德矛盾是英国面临的首要问题。鲁尔危机后，英国不满法国的行为，英国的均势政策立足于防止法国过于强大，避免德国过度挤压，同时诱使德国反对苏联，英国需要联合美国抑制法国，而此时的美国又回到了孤立主义政策的老路上，暂避了欧洲的矛盾。希特勒上台后，随着德国法西斯的不断强大，英国采取了“绥靖政策”，试图将德国的不满转移向苏联，此时的英国仍希望在欧洲维持一种平衡。但随着自身实力的不断下降，尤其是1938年10月慕尼黑事件之后，英国均势政策面临越来越多的尴尬，东欧国家面临德国的威胁，欧洲的军事平衡可能被打破，但英国单凭自己的资源无法做出承诺阻止德国惊人的军事和政治收益，它也无法通过与法国的联盟及大英帝国的支持来做到这一点。“英国需要一个更强大的盟友的支持，比如说苏联或美国。”[125]在两次世界大战间，欧洲以及德国问题一直牵制着英国的注意力，使其无暇他顾。而美国则再次获得了快速的发展。20世纪20年代被美国人称作“兴旺的20年代”[126]，30年代在“罗斯福新政”影响下，美国不只是经济，更在自然条件、社会保障和公共卫生、以及行政管理权和职能三个方面产生了“永久性的贡献”。[127]
三、二战后，对抗来自以苏联为领导的另一个阵营的威胁，构成英美双方作为西方世界成员的共同利益。
二战结束后，苏联成为英美甚至是英欧需要共同面对的敌人。无论冷战是由于什么原因爆发的，总之，丘吉尔的“富尔顿演说”、“杜鲁门主义”的出台，都宣示了英美对苏联的不信任。事实上，苏联与其他盟国在战时就存在诸多矛盾，如军事秘密的分享，对待流亡的波兰军队和波兰地下组织、以及对待南斯拉夫互相竞争的各派力量的政策，开辟第二战线时间，如何处理意大利等，“这些分歧已预兆了战后出现甚至更为深刻的许多争执。”[128]
1947年的希腊和土耳其在英美关系中具有非常重要的象征意义。二战后的英国内政外交遭遇重重困难，此时的英国再也无法继续维持自己的影响力。如果说一战后实力衰落的英国只是在用威望苦苦撑着自己的领导基础，那么二战后英国的这一点威望同样耗尽了。不光是英国，整个欧洲在战后不可避免地沦为二流国家。国际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美苏开始争夺世界领导权，而此时受到苏联威胁的英国，“竟将其帝国控制的责任移交给另一个国家来承担，如此富有戏剧性的时刻在历史上实属罕见。”[129]措手不及的威胁逼迫英国向美国求援，然而这一姿态不但成就了英国对美国实力和领导地位的承认，而且使这一承认姿态以非常自然，而且是和平的方式完成。就此英美权力和平转移完成。
美国人这样评说二战后美国的领导地位：“它不想担负责任，却无法逃避责任”[130]。美国人多少表现出了一点震惊和不适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即使是在美国参战前我们仍无法发现美国刻意构建权力体系的迹象。二战给了美国机会，二战后苏联作为共同敌人的出现，更使得美国一步步在“马歇尔计划”、“杜鲁门主义”、“第四点计划”中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基础，美国或多或少是被推上了历史的领导地位。
二战对于美国的意义远不止于转移了对美国威胁的注意力，在战争中，英美各层级多渠道的沟通交流，以及诸如统筹英美军需品并负责其配置的“军需品分配委员会”，在华盛顿建立的联合参谋部，太平洋地区建立的英、美、荷盟军联合司令部[131]等等机制性的磨合，增进了英美“友谊”，也为战后双方合作进行了有益尝试。
第六节 小结
英美权力转移得以和平实现也许还有更复杂的因素在发挥作用，对实力、地理、文化联系、战略文化和国际环境五个因素的讨论是第一章论述的的逻辑结果。仍有许多学者不同意经济决定实力的命题，罗伯特认为应该是“为全球经济建立的规则和秩序安排”成就了英美的霸权，麦克切尔（B.J.C McKercher）认为外交战略选择更为重要[132]。但这没有影响经济因素的重要作用，这些学者怀疑的是经济因素的角色重要程度，而没有否认它的重要性。
通过对外扩张和直接征服的方式建立起殖民帝国的英国不会轻而易举放弃控制了上百年的领导地位。正是文中列出的和没有列出的诸多因素的合力造就了英美权力转移过程的和平实现，经济实力是美国崛起的基础因素，为军事政治实力的扩展提供了物质保障；地理位置扩大了美国战略选择的自由，避免了美国被迫参与地缘政治争夺；文化联系是英美关系的“润滑剂”，在美国的崛起过程中增加了英美互信；战略文化中双方的妥协倾向和国内思潮对斗争的厌恶态度，大大降低了英美冲突的风险；而国际环境则为以上四个因素发挥作用提供了可能条件，而且国际环境的特殊背景限制了英国的战略选择，客观上有助于美国实力的全面崛起。
从实力因素考虑，两次世界大战加速了英国的衰落，大大打击了英国的综合实力，“经济力量的转移预示着新大国的崛起”[133]，战争加速了实力变化的过程。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没有作为英国正面冲突的挑战者，在英德冲突中两次以决定性的力量出现，扮演了渔翁得利的角色。国际环境的重要作用，就在于既将英国拖入战争，加速摧毁了英国的实力，又转移了英国对美国实力崛起可能的敌意。
第三章 对中国崛起的启示
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经济实力的快速增长对世界格局和美国霸权产生了影响，中美两国领导人也都意识到了存在的中国崛起的问题。二十多年前，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目标是增强国家实力、提升国际影响力和地位，其根本目标包含取得国际体系权力的内容，为此中国提出“和平崛起”的口号和方针。无疑，英美权力转移的和平实现对中国崛起有着积极的启示意义，通过以上两个章节的分析，本文总结了以下五点启示：
第一节 决定崛起的根本因素是经济力量
保罗·肯尼迪认为经济力量的转移预示着新兴大国的崛起。至少从历史的审视中确是如此，16世纪欧洲的革命带给人类的是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我们或曰的“现代化”，奢侈品从生活中渐变成了大众消费品，一个核心的要素就是“贸易”。随着地理大发现，西班牙和葡萄牙从事的是香料的中间贸易，是以离岸价的方式盈取利润；17世纪的荷兰控制了大宗货物生产和运输，而真正成就其霸权的是金融业和银行； 18和19世纪的英国依靠产业革命，成就了钢铁和煤的霸权；20世纪的美国凭借第二次产业革命（电力、化工业）成为新的霸权国家；20世纪70年代后的信息革命，被认为是美国第二次霸权的基础。
16世纪葡萄牙组织探险与发现，建立全球规模的基地网，实现同印度的贸易，发展了安特卫普的中转贸易港。17世纪的荷兰促进航海自由，发展了自由贸易，率先开办了阿姆斯特丹银行、股票交易和谷物交易所，建立联合东印度公司。18和19世纪的英国有两次大的制度创新，首先是称霸海洋，实现欧洲的势力均衡，强化了世界贸易的间接管理，英格兰银行发行了国债；其次有废奴，自由贸易，金本位制，产业革命，推动拉美的独立，实现中国和日本的开放。20世纪的美国建立联合国，发展出核武器和核遏制，推动跨国公司的诞生和非殖民化进程，率先发展出航空业和宇宙开发事业以及大规模教育制度。[134]
对于中国，一方面，我们应该清楚意识到自己在经济实力和科技水平方面的差距。据2006年国家统计局数据，中国的GDP居世界第四；2005年《财富》公布的全球500强企业中，前十位美国企业占5个，入围的近200家，而中国只占30席，其中大陆有15个[135]；据世界经济论坛2002年经济竞争力排名数据，美国位居第一，中国居33位，微观经济竞争力排名美国仍居首位，中国居38位。目前，我国的社会主义特色市场经济理论仍处于实践阶段，尚未形成成熟模式，我们现在处于可能崛起的关键时期，无论是经济实力还是政治资源我国都不具备全面参与国际事务的能力。另一方面，我国具备强大的经济发展潜力，根据高盛报告预测，“中国经济可能在未来4年超过德国，2015年超过日本，在2039年超过美国，到2041年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按国内生产总值计算）。到2050年，世界十大经济大国可能将大变样。”[136]我国经济发展的潜力势必会影响到与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大国的关系，所以我们应该未雨绸缪，为“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注入新的内涵，努力使中美关系制度化、常态化，寻求一种处理双边矛盾的固定模式。
从经济角度看，与其说权力是夺取的，不如说是霸权国的衰落最终导致不得不交出权力，这也正是莫德尔斯基在考察权力转移之后得出的“领导地位的交替无不是正在衰落的领导者最终将此地位‘禅让’给它的主要合作者”的结论，英美权力转移的过程中我们也看到，不但自己要崛起，而且更加值得期待的是霸权的衰落，霸权国不可阻止的衰落，被迫让出权力，才是霸权和平转移的值得期待的条件。
第二节 中国崛起面临复杂的国际环境
上文分析的文化、战略、利益方面的影响作用无法构成英美权力和平转移的充分条件。在诸多影响英美权力和平转移的因素中，国际环境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威胁吸引了英国的注意力，并迫使英国主动寻求与美国的友好关系，同样二次世界大战前德日意轴心国对世界和平的挑战将英美再次凝聚在一起，巩固了英美友谊；同时，英美同质的文化联系和战略文化发挥了“催化剂”作用。文化同质性使得双方更容易进行交流沟通。
中国崛起面临复杂的国际环境。首先，中美目前没有面临当初英美面对的德国那样的共同威胁，英德矛盾是一种结构性的冲突，双方的斗争是一种权力资源的争夺。中美在“9·11”之后共同反对的国际恐怖主义，充其量只是双方寻找到的一个合作基础，恐怖主义对美国的威胁不具备权力冲突的激烈性和迫切性，而更近似于文明冲突的表现形式。恐怖主义对美国的威胁并未危及美国霸权，美国国内对于恐怖主义的威胁和新兴大国崛起带来的挑战哪方面更为危险的讨论，还未见分晓。而且，中美意识形态相左以及政治制度的差异成为中美双方无法回避的矛盾之一，不只是由此引发的双方交流沟通的困难，以及难于站在对方立场上形成谅解，而且政治制度的差异本身即可能成为矛盾诱发因素。秉承自由主义、坚信自身文化优越性的美国充当着人权民主布道者的角色，中国的政治制度经常成为美国指责的对象。
第三节 清晰界定核心利益
回顾美国崛起政策“中立主义—机会均等—自由贸易” 的逻辑关系，中立主义是美国立国时外交政策的重要内容，美国是在针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以及自身实力不济，而给自己的一个“孤立”定位。中立主义的含义中，美国人认为中立既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权利。因为英国的核心利益不在美洲，所以在中立主义基础之上，在孤立主义的内容中，又发展出了“门罗主义”，最终这些政策都获得了列强的认可。19世纪末期，美国以机会均等的名义谋求美洲以外的利益，在门户开放政策中，以特殊的帝国主义扩张政策跻身于濒临列强瓜分的远东。“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将‘机会均等’原则融入全球性的威尔逊主义，实现了美国传统的大陆扩张（门罗主义）和海外扩张（门户开放）战略汇集于全球扩张战略——威尔逊主义之中。”[137]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门户开放政策从亚太地区向欧洲泛化，并借第二次世界大战转化为美国倡导的资本主义全球自由贸易核心原则，为战后建立世界贸易自由化框架建立基础。
在整个过程中，美国首先清楚界定了自己的国家利益和中立权利，并寻求英国认可，在中立主义的基础之上，一步步从美国本土到美洲、到太平洋、再到欧洲；从经济利益到军事领域，直至政治影响力，美国最终构建了自己的权力基础。
美国的这一政策轨迹逻辑清楚。同样，我国应该有清晰的国家利益界定，还应该将之制度化、公开化。如同《反分裂国家法》的出台一样，不管国际上的反应是褒是贬，其他国家对我国维护国家统一的决心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清晰的利益界定，可以为他国外交行为设置清晰的红线。“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双边关系尤其是与霸权国的交往中，需要灵活执行外交政策，但同时也应坚持必要的原则性，应该让其他国家明晰中国的的核心利益和利益层级。
并不是说清晰界定国家利益，并且设置“红线”以后，他国就不会侵犯，而是说这样做会使双方彼此了解对方的意图，既可以减少外交资源浪费，也可以减小国家间误会。根据奥根斯基的理论，霸权国在意的是崛起国是否具有敌意，而不完全是崛起国是否具备挑战的实力。机制的优点在于“降低合法交易的成本，增加非法交易的代价，减少行为的不确定性”。[138]这种确定性的减少，可以为两国在解决双方争执和矛盾过程中建立一种固定模式，即双方有和平解决的预期，这种模式近似一个“自证预言”，不断强化着双方的合作意愿；同时，清晰的利益界定，可以增加双方对他国的了解，减少误读，减小冲突风险，使双方可以相信自己的“预期”是理性的，从而降低米尔斯海默所谓的“意图无法判断”的危险性。
第四节 权力转移也意味着责任的转移
奥根斯基的“霸权转移论”引来不少争议，然而霸权转移论中“对现状的判定”至少给我们一点启示。霸权转移论认为崛起国对现存秩序满意时，爆发战争的可能性会小。我们不能说英美权力和平转移是因为美国认可英国治下的国际秩序，所以英国让出了他的领导地位，但是在19世纪末英国面临一系列的威胁时，美国比德国对现存秩序更加“欣慰”以及英美比英德更多的利益趋同发挥了缓和双方矛盾的作用。
美国两次参战是出于自己利益的考虑，但同时也帮助英国挽救英国治下的秩序。对英国来说，当实力不可避免地衰落时，将领导权交给一个“非革命”的国家，应该算是不坏的结局。1946年希腊、土耳其危机时，英国向美国求救可说明这一点，英国在战后唯美国马首是瞻也是是这个道理，因为“英国的国际利益与美国有吻合之处。战后英国外交政策有两个主要目标：一是维护本国的大国地位，一是确保国际体系符合英国和西方的商业利益，使经济上最重要的国家和地区处于西方的有效控制之下。”[139]
所以从辩证的角度分析，权力转移也是一个责任转移的过程。一个革命性的国家、力图打破旧有秩序的国家比一个守成国家更可能招致敌意，因为对每一个国家来说，建立一种新的机制的成本要远远大于对旧有机制的改革，承担责任意味着保护部分集体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权力和平转移的可能性要更大一些。
第五节 国内发展至关重要
因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造成了世界市场容量缩小，给所有资本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生活带来影响，此时德国国内由于对凡尔赛和约不满而高涨的民族主义为纳粹势力上台提供了机会。在所谓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口号下，德国选择了战争作为解决经济危机的方式。同样二战前的日本一方面是资本义大工业，另一方面却存在着半封建的落后的农业。加之国内市场规模狭小，经济危机爆发时便更富侵略性，最终这种经济体制使美国走上军国主义道路。
“大战略与其说是由对自己和敌人的能力进行理性评估所形成的，不如说经常是由国内的政治压力所决定，再依据对国际形势剧烈变化的评估而采取行动。”[140]国内发展最终决定了外交政策的出路，而目前我国国内发展仍然存在诸多问题。首先是农业问题，与美国相比，中国的工业化道路异常艰难而漫长。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至今30年，“三农”问题成为现代化发展的羁绊；其次是社会问题，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很快，然而经济规模的膨胀必然会带来一系列社会和政治问题，它们反过来会对经济增长构成巨大威胁。美国崛起过程中也面临过收入悬殊，地方政府被企业控制等问题，最终美国依靠“进步运动”扼制大企业的权力，结束商业垄断，铲除政治腐败，寻求社会、环境、政治和经济领域的改革。我国目前面临的医疗、地产、教育改革将带来复杂的边际效应，当前问题的解决对今后改革及社会发展具有导向作用；第三是制度问题，同时值得关注的是，社会变革显过程中的社会思潮问题，建立民众的信心，引导民众思想健康发表是关键之举，必须避免极端民族主义的伤害，培养民众对我国政治体制的信心和认同。
结 语
英美权力转移过程是美国实力崛起，英国同期衰落的过程。美国借经济实力起家，继而在军事和政治领域扩充实力，最后构筑了一套以国际制度为框架的霸权体系。英国对于权力的旁落并没有听之任之，参加两次世界大战即是英国为保持自己权力的行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向英国的海洋霸权挑战，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挑战英国的大陆均势，英国参战是为了遏制德国的威胁。然而战争加速了英国的衰落，更加凸显了美国的快速崛起。
英美权力转移过程也没有完全逃脱霸权转移与战争之间的依存关系。英美作为权力和平转移的例子是历史的机缘巧合，战争促成并加速了这次权力转移的过程，战争没有发生在英美之间。没有霸权国会轻易让出权力，战争的作用就是加速旧霸权国的衰落，拉大崛起国和旧霸权国的实力差距。从这个意义上理解，权力转移的关键在于以经济为代表的军事和政治影响力从一国转向另一国，而能否和平实现则取决于两个因素：第一，霸权国会不会主动让出权力；第二，霸权国还有多大能力阻止权力的转移。英美权力转移过程中，促成和平转移的关键在于后者，即英国实力不可避免的衰落，失去了发言权。
对于中国而言，谈论从美国手中接替霸权尚早，而且不可预期。我国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和平崛起，即在美国承认的环境中，如何发展自己的实力。但是，对于中国来说，这两者之间存在一个共同的问题，即美国如何认识中国所扮演的角色，解决中国是敌是友的问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面临什么样的难题或者威胁。如果朝核等问题成为美国的核心利益，那么美国将如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一样，必须将中国当作盟友；但是如果美国的最主要关切是贸易平衡问题，那么即使中国做出再大的外交努力，也不可能改变我们成为美国对手的命运。总之，中国和平崛起以及今后的可能的权力转移的关键在于面临的国际环境的特点，最重要的在于美国面临的安全环境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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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华网：www.xinhuanet.com
后 记
我对国际关系专业的兴趣缘起于1999年我国驻南使馆被炸之后，由之引出的中美关系以及折射出的我国的国际地位，曾是那段时间我最渴望能找到答案的问题。很幸运地2005年我有机会进入国际关系学院学习，开始明白一些道理，不是由于自己的聪明或努力，而是在这样一个专业的环境中，老师和周边同学们的博学、聪慧、思辨和内行，使我这个“半路改行的”学生能够从一个不低的基础上起步，开始我的专业学习，让我少走了不少弯路。
我是幸运的，在国关学习的两年时间里，我的导师林利民研究员不只从专业学习，而且在致学态度上对我进行了耐心的指导。我庆幸自己在老师的教诲下，多有收获。论文的完成凝聚着老师的心血，也是我学习成果的汇报。无论是我摒弃虚浮的理论和方法热情，转而选择一个具体的研究问题，还是我试图超越简单的历史归纳，努力驾驭这个有着一定历史跨度的问题，都体现了我在两年学习即将结束之际，对国际关系专业新的理解和认识。我必须感谢林利民老师的教导，是他让我的学习“踏在了一块坚实的土地上”，让我的论文有机会从“地面起飞”，让我在未来的学习中有可能“向天空冲刺”。我还必须感谢林利民老师提供了诸多参加研讨会的机会，使我能够聆听国内一流专家学者的声音和观点，欣赏他们的魅力和风采，知悉专业领域内的研究动态和前沿问题。
论文完成的时候，也预示着两年研究生学习即将结束。在此我要感谢研究生处的每一位老师，他们是我最早认识的国关老师；我也要感谢每一位为我们传授知识的老师，他们的教益和启发使我在学习道路上不断前进；我还要感谢与我朝夕相处度过两年研究生活的每一位同学，他们陪伴我一起度过了国关两年的美好生活，我祝福他们每一位都梦想成真。
最后我必须感谢我的父母，正是他们用坚毅和宽容的人生态度激励并感染着我不断成长，而且他们无怨无悔的支持和鼓励是我能够在学习道路上走到今天最大的动力，我祝福他们幸福快乐。
冯彦强
2007年5月于北京西郊国际关系学院
原创性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如下：
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的指导下，独立进行研究工作所取得的成果。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内容外，本论文不含任何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作品或成果。对本文的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个人和集体，均已在文中以明确方式标明。本声明的法律结果由本人承担。
论文作者签名：
日期：2007 年6月12日
学位论文使用授权说明
为了学术交流和知识传承，本人授权如下：
学校有权保存和使用本论文的印刷版本和电子版本，并提供目录检索与阅览服务；
学校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数字化或其它复制手段保存本论文；
论文作者签名：
日期：2007 年 6 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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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陈景彪等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237页．。
[2] [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陈景彪等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238页．
[3] Churchill to Eisenhower, 12 April 1953, in Peter Boyle (ed.),The Churchill—Eisenhower Corspondence(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0), p.43.转引自赵怀普：《英美特殊关系与国际秩序》，《美国研究》，2006年第4期，第74－85．
[4] 夏炎德：《欧美经济史》，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508页．
[5] 注：存在不同意见，有的学者认为是1830年，有的认为是以1851年伦敦水晶宫举行的的博览会为标志，也有的认为更晚些，在1870或1890年。参见[美]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世界经济霸权1500－1990》，高祖贵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201页．
[6] [英]A.J.P.泰勒：《争夺欧洲霸权的斗争1848－1918年》，沈苏儒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255－256页．
[7] 蒋孟引主编：《英国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47页．
[8] 存在不同意见，金德尔伯格认为自由运动还可能是英国为了影响公共物品的供给和黄金标准。参见[美]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世界经济霸权1500－1990》，高祖贵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17页．
[9] [美]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世界经济霸权1500－1990》，高祖贵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21页．
[10] [英]A.J.P.泰勒：《争夺欧洲霸权的斗争1848－1918年》，沈苏儒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293页．
[11] [美]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亨利·斯蒂尔·康马杰，威廉·爱德华·洛伊希滕堡：《美利坚共和国的成长》（下卷），南开大学历史系美国史研究室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5页．
[12] 蒋孟引主编：《英国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09页．
[13] 罗会钧：“英美孤立主义对比研究”，《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年9月，第55－60页．
[14] 注：欧洲大陆的封建王朝在觊觎着美洲地区，1839－1839年，法国对墨西哥的武力威胁是在英国公使调停下结束；而当1857－1861年英国、法国、西班牙三国针对墨西哥国内政治混乱签订新的安排协定；西班牙对圣多明各一贯的兴趣，1864年对秘鲁、1865－1868年对智利、玻利维亚和厄尔多瓜的战争．
[15] [美]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亨利·斯蒂尔·康马杰，威廉·爱德华·洛伊希滕堡：《美利坚共和国的成长》（下卷），南开大学历史系美国史研究室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4页．
[16] [美]S.F.比米斯：《美国外交史》（第二分册），叶笃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91页．
[17] [美]S.F.比米斯：《美国外交史》（第二分册），叶笃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87页．
[18] [美]S.F.比米斯：《美国外交史》（第二分册），叶笃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87页．
[19] [美]S.F.比米斯：《美国外交史》（第二分册），叶笃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209页．
[20] 条约内容可参阅[美]S.F.比米斯：《美国外交史》（第二分册），叶笃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214－216页．
[21] [美]S.F.比米斯：《美国外交史》（第二分册），叶笃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216页．
[22] 注：特别法庭是指阿拉斯加争端解决后，英美双方“同意把所有外交上没有解决的法律性质的或解释条约的分歧都交付仲裁”，并设立特别法庭；海牙协定是指英美双方在委内瑞拉边界争端后签订的1899年在第一次海牙会议上同意的三个协定，根据第一个协定成立了“海牙常设仲裁法庭”这样一个和平解决国际纠纷的机构。假如双方自愿的话，纠纷国家可以把纠纷提交给由从国际法官名单上挑选出来的法官主持的法庭来解决。参见：[美]S.F.比米斯：《美国外交史》（第二分册），叶笃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224－235页．
[23] 门洪华：《霸权之翼：美国国际制度战略》，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4页．
[24] [美]S.F.比米斯：《美国外交史》（第二分册），叶笃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238页．
[25] [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前言》，陈景彪等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42页．
[26] 夏炎德：《欧美经济史》，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405页．
[27] 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十七世纪中叶－一九四五年）》，北京：法律出版社，1986年版，第242页．
[28] 蒋孟引主编：《英国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656页．
[29] [英]A.J.P.泰勒：《争夺欧洲霸权的斗争1848－1918年》，沈苏儒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455页．
[30] [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陈景彪等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237页．
[31] [美]S.F.比米斯：《美国外交史》（第二分册），叶笃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224页．
[32] [美]S.F.比米斯：《美国外交史》（第二分册），叶笃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225页．
[33] H.詹姆斯（Henry James）：《R.奥尔尼和他的公务（Richard Olney and His Public Service）》（纽约，1923年），第231页。转引自[美]S.F.比米斯：《美国外交史》（第二分册），叶笃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224页．
[34] 注：1890－1917年．
[35] [美]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亨利·斯蒂尔·康马杰，威廉·爱德华·洛伊希滕堡：《美利坚共和国的成长》（下卷），南开大学历史系美国史研究室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04页．
[36] 注：据此条约，美国与大不列颠相互同意，没有另一方参加，一方不得修建运河．
[37] 注：当时的英国首相兼外交大臣．
[38] J.H.Latane：《美国外交政策史》，王造时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741页．
[39] 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十七世纪中叶——一九四五年）》，北京：法律出版社，1986年版，第209页．
[40] [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陈景彪等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239页．
[41] 金卫星：“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目标定位辨析”，《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第46页．
[42] D·柏金斯：《美国外交政策》，易安译，香港：今日世界社，1964年版，第21页．
[43] 参见金卫星：“1929－1933年大萧条与伦敦世界经济会议”，《史学集刊》，2003年第4期，第69－76页．
[44] 门洪华：《霸权之翼：美国国际制度战略》，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6页．
[45] [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南：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44页．
[46] B.J.C McKercher，Transition of Power：Britain’s Loss of Global Pre-eminence to the United States,1930-1945，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P.131.
[47] [意]卡洛·M·奇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第五卷下册），林尔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43页．
[48] [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南：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218页．
[49] 注：《四国条约》：美、英、日、法国四国在1921年12月13日签订了《关于太平洋区域岛屿属地和领地的条约》，简称《四国条约》，有效期十年。《四国条约》的签订是美国外交的胜利。它不仅借此埋葬了英日同盟，消除了在远东争霸的一个障碍，而且成功地使该条约只具有外交协商性质而不具有军事同盟性质，使美国无需用武力保卫英法在远东的利益．
[50] 参见徐煜：“一战后远东角逐中的英美关系”，《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期，第48－50页．
[51] [美]罗伯特·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1945》（上册），伊伟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34页．
[52] [美]罗伯特·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1945》（上册），伊伟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07页．
[53] 门洪华：《霸权之翼：美国国际制度战略》，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9页．
[54] [美]马克·A·施托勒：《盟友和对手——解读美国大战略》，王振西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142页．
[55] [美]马克·A·施托勒：《盟友和对手——解读美国大战略》，王振西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148页．
[56] 注：指占领西西里和发动横渡海峡突击战役．
[57] 王绳祖：《国际关系史（十世世纪中叶——一九四五年）》（第二版），法律出版社，1986年版，第547页．
[58] [美]马克·A·施托勒：《盟友和对手——解读美国大战略》，王振西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144页．
[59] [美]马克·A·施托勒：《盟友和对手——解读美国大战略》，王振西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156页．
[60] [美]罗伯特·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1945》（下册），伊伟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673页．
[61] [美]威廉·哈代·麦克尼尔：《美国、英国和俄国：它们的合作与冲突（1941－1946）》，叶佐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第1159页．
[62] 注：冯克为德国经济事务部长和德意志帝国银行行长，1940年7月宣布该计划，其主要目标是建立一种新的清算体系，以固定的平价和稳定的汇率，使欧洲各国货币与马克建立起稳定的关系，以柏林为清算中心，取消黄金的国际货币作用，与英美尤其是美国这一黄金帝国抗衡．
[63] Roosevelt and Foreign Affairs,vol.1,pp238-242.Abdul Hasib,op.cit,p88.FRUS,1933,vol.1,p.647.转引自王在帮：《霸权稳定论批判——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历史考察》，北京：时事出版社，1994年版，第45页．
[64]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FRUS),1932,Vol.1,p643,pp.644-645. 转引自王在帮：《霸权稳定论批判——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历史考察》，北京：时事出版社，1994年版，第45页．
[65] 王在帮：《霸权稳定论批判——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历史考察》，北京：时事出版社，1994年版，第46－47页．
[66] 王在帮：《霸权稳定论批判——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历史考察》，北京：时事出版社，1994年版，第53页．
[67] 王在帮：《霸权稳定论批判——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历史考察》，北京：时事出版社，1994年版，第63页．
[68] 王在帮：《霸权稳定论批判——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历史考察》，北京：时事出版社，1994年版，第61页．
[69] 顾关福：《战后国际关系》，北京：时事出版社，1998年版，第15页．
[70] 何春超主编：《国际关系史1945－1980》，北京：法律出版社，1986年版，第2页．
[71] Christopher Layne, “The Unipolar Illusion : Why New Great Power Will Rise ”,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7, No. 4, Spring 1993, pp.5-51.转引自门洪华：“西方三大霸权的战略比较—－兼论美国制度霸权的基本特征”，《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6年第2期，第60－66页．
[72] 门洪华：“西方三大霸权的战略比较——兼论美国制度霸权的基本特征”，《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6年第2期，第60－66页．
[73] 门洪华：《霸权之翼——美国国际制度战略》，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4页．
[74] 阎学通：《美国霸权与中国安全》，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3页．
[75] 宋新宁、陈岳：《国际政治学概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2页．
[76] 宋新宁、陈岳：《国际政治学概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5页．
[77] [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前言》，陈景彪等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36页．
[78] [美]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徐昕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58页．
[79] 数据来源：[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陈景彪等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248、263、266页．
[80] 门洪华：《霸权之翼——美国国际制度战略》，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8页．
[81] [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陈景彪等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276页．
[82] 蒋孟引主编：《英国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694页．
[83] 夏炎德：《欧美经济史》，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627页．
[84] 夏炎德：《欧美经济史》，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638页．
[85] [意]卡洛·M·奇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第五卷下册），林尔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64页。
[86] 夏炎德：《欧美经济史》，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718页．
[87] 门洪华：《霸权之翼——美国国际制度战略》，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2页．
[88] 门洪华：《霸权之翼——美国国际制度战略》，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0页．
[89] 门洪华：《霸权之翼——美国国际制度战略》，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3页．
[90] 门洪华：《霸权之翼——美国国际制度战略》，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3页．
[91] [美]法利德·扎卡里亚：《从财富到权力》，门洪华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
[92] [美]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门洪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2页．
[93] 梅然：“中心—侧翼理论：解释大国兴衰的新地缘政治模式”，《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1期，第93页．
[94] [美]罗伯特·A.帕斯特编：《世纪之旅——七大国百年外交风云》，胡利平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88页．
[95] [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陈景彪等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207页．
[96] [美]詹姆斯·多尔蒂等：《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五版），阎学通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85页．
[97] 门洪华：《霸权之翼——美国国际制度战略》，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7页．
[98] [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陈景彪等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239页．
[99] [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6页．
[100] [美]塞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程克雄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第36页．
[101] Charles A.Kupchan ,et al:Power in transition:The peaceful change of international order,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Press,2001,p.111.
[102] [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南：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34页．
[103] D·柏金斯：《美国外交政策》，易安译，香港：今日世界社，1964年版，第65页．
[104] D·柏金斯：《美国外交政策》，易安译，香港：今日世界社，1964年版，第71页．
[105] [美]罗伯特·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1945》（下册），陈启迪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723页．
[106] [英]肯尼思·O.摩根主编：《牛津英国通史》，王觉非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2页．
[107] [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南：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61页．
[108] 丹拥军：“试论二十世纪英国的孤立主义外交”，《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第52－57页．
[109] [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南：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62页．
[110] [法]安德烈·莫鲁瓦：《美国史——从威尔逊到肯尼迪》，英译者帕特里克·奥布赖恩，复旦大学历史系世界史组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59页．
[111] [美]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亨利·斯蒂尔·康马杰，威廉·爱德华·洛伊希滕堡：《美利坚共和国的成长》（上卷），南开大学历史系美国史研究室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07页．
[112] [美]J.H.Latane：《美国外交政策史》，王造时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787页．
[113] [美]S.F.比米斯：《美国外交史》（第二分册），叶笃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284页．
[114] [美]罗伯特·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1945》（上册），伊伟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419页．
[115] [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南：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137页．
[116] B.J.C McKercher，Transition of Power：Britain’s Loss of Global Pre-eminence to the United States,1930-1945，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P.9.
[117] 蒋孟引主编：《英国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654页．
[118] [英]A.J.P.泰勒：《争夺欧洲霸权的斗争1848－1918年》，沈苏儒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408页．
[119] [英]肯尼思·O.摩根主编：《牛津英国通史》，王觉非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527页．
[120] [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陈景彪等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237页．
[121] 参见J.H.Latane：《美国外交政策史》，王造时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740－742页．
[122] [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南：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232页．
[123] 蒋孟引主编：《英国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743页．
[124] 蒋孟引主编：《英国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745页．
[125] [美]理查德·罗斯克兰斯，阿瑟·斯坦主编：《大战略的国内基础》，刘东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9页．
[126] 夏炎德：《欧美经济史》，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第638页．
[127] [美]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亨利·斯蒂尔·康马杰，威廉·爱德华·洛伊希滕堡：《美利坚共和国的成长》（下卷），南开大学历史系美国史研究室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83页．
[128] [美]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亨利·斯蒂尔·康马杰，威廉·爱德华·洛伊希滕堡：《美利坚共和国的成长》（下卷），南开大学历史系美国史研究室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27－828页．
[129] [美]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亨利·斯蒂尔·康马杰，威廉·爱德华·洛伊希滕堡：《美利坚共和国的成长》（下卷），南开大学历史系美国史研究室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46页．
[130] [美]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亨利·斯蒂尔·康马杰，威廉·爱德华·洛伊希滕堡：《美利坚共和国的成长》（下卷），南开大学历史系美国史研究室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23页．
[131] [美]阿瑟·林克、威廉·卡顿：《一九OO年以来的美国史》（中），刘绪贻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21页．
[132] B.J.C McKercher, Transition of Power：Britain’s Loss of Global Pre-eminence to the United States,1930-1945，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P.5.
[133] [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前言》．陈景彪等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41页．
[134] G.Modelski,“The Long Cycle of Global Politics and the Nation-state”,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20:2(1978),p.225.转引自王逸周：《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第二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40页．
[135] 数据来源：新华网：《全球企业500强最新排名公布 18家中国公司入选》，2005年7月14日，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5-07/14/content_3218087.htm．
[136] 高盛报告：《Dreaming With BRICs: The Path to 2050》，2003年10月，http://www.gs.com．
[137] 金卫星：“‘门户开放’：20世纪上半叶美国扩张战略的历史轨迹”，《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第118－126页．
[138] [美]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苏长和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07页．
[139] Mark Curtis, The Great Deception: Anglo-American Power and World Order, pp.17－18.转引自赵怀普：《英美特殊关系与国际秩序》，《美国研究》2006年第4期，第73－85页．
[140] [美]理查德·罗斯克半斯，阿瑟·斯坦主编：《大战略的国内基础》，刘东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2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