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迄今只有王缉思、吴心伯等为数不多的中国大陆学者在与中国外交相关的英文权威期刊或有影响力的英文专著中，发表了相关论文。
[9] 根据David Shambaugh 在2006 年的统计，目前美国已经大致形成了注重研究中国外交和注重研究中国安全这样两个团队，研究人员主要分布在美国高校和智囊机构及基金会两个领域。其中在高校从事中国外交研究的著名学者，从东部向西部有：Alastair I. Johnston (Harvard); Robert Ross (Boston College); Taylor Fravel (MIT); Samuel Kim (Columbia); Allen Carlson (Cornell); Avery Goldstein (Pennsylvania); Thomas Christensen (Princeton); Andrew Scobell (U.S. Army War College); Wang Hongying (Syracuse); Hao Yufan (Colgate); David Lampton (Johns Hopkins); Robert Sutter (Georgetown); Nancy Bernkopf Tucker (Georgetown); Margaret Pearson (Maryland); Shu Guang Zhang (Maryland); Warren Cohen (Maryland-Baltimore County); David Shambaugh (George Washington); Harry Harding (George Washington); Michael Yahuda (George Washington); Phillip Saunders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Yong Deng (U.S. Naval Academy); Li Hongshan (Kent State); Quansheng Zhao (American); Liu Guoli (Charleston); Wang Fei-ling (Georgia Tech); Wang Jianwei (Wisconsin-Steven’s Point); Ming Wan (George Mason); Chen Jian (Cornell); Qiang Zhai (Auburn); Yu Bin (Wittenberg); Thomas Moore (Cincinnati); June Dreyer (Miamin); Kenneth Liberthal (Michigan); Ed Friedman (Wisconsin); Suisheng Zhao (Denver); Peter Hayes Gries (Colorado); Li Xiaobing (Central Oklahoma); Allen Whiting (Arizona); Susan Shirk (California-San Diego); Lowell Dittmer (California- Berkley); and Mel Gurtov (Portland State).在智囊机构也有一些专家从事中国外交和安全政策研究。其中包括在华盛顿地区的Michael Swain and Minxin Pei (Carnegie Endowment); Alan Romberg (Henry L. Center); Richard Bush, Jing Huang, and Jeffrey Bader (Brookings Institution); Nicholas Lard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Bates Gill, Bonnie Glaser, Kurt Campell, and Derek Mitchell (CSIS); Banning Garrett (Atlantic Council); Ted Galen Carpenter (Cato Institute); Roy Kamphausen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 John Tkacik and Peter Brookes (Heritage Foundation); Dan Bulmenthal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David M. Lampton (Nixon Center); Evan Medeiros (Rand); and David Finkelstein (CAN corporation)和华盛顿地区以外的Elizabeth Economy and Adam Segal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in New York), Jing-dong Yuan (Montere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and Danny Roy (Center for Asia-Pacific Security Policy Studies in Honolulu).
[10] 在20 世纪50、60 年代着重研究当代中国外交中的传统、历史、意识形态和现实主义因素；70 年代着重研究战略三角和党内斗争因素与中国外交；80 年代，关注制度、观念和行为因素的变化；90 年代以降，对中国外交的研究进入大调整和转型，出现了许多新的关注点如中国崛起、中共外交政策史、中国与冷战史、外交决策、中国的国际事务的观念尤其是对美国观念、中国在国际机制中的作用、中国的双边和地区关系，等等。进入21 世纪，中国外交更加成为研究焦点，在Alastair Iain Johnston and Robert S. Ross 于2006年合编出版的著作中，提出了新时期对中国外交与安全研究的20 个新视点。
[11] 限于篇幅，此处无法一一列举，部分可参见David Shambaugh, “A Bibliographical Essay on New Sources for the Study of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and National Security,” in Thomas W. Robinson and David Shambaugh, eds., Chinese Foreign Policy: Theory and Practic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7, Appendix, pp. 603-617; Robert G. Sutter, “Australian Perspectives on China’s Approach to Asia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in China’s Rise in Asia: Promises and Perils, La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5, Appendix, pp. 281-287.
[12] 有影响力的期刊包括Foreign Affairs, Foreign Policy, The National Interest, and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等。
[13] 欧洲在20 世纪50 到60 年代，主要是少数的传统汉学家和新闻记者关注中国外交的进程；70 年代以后，随着中欧建交国家的增多，一些政治家和基金会也开始研究中国外交；80 年代以来，欧洲各国一些著名大学和智囊机构相继成立了中国研究中心；到90 年代，在欧洲已经形成了一个从欧盟委员会到私人跨国公司、大学研究人员和教授、智囊机构等各类组织组成的从地区到国别的中国政治与外交研究网络。
[14] 日本学界对中国政治和外交的研究一直具有高度的传承性，从高校到科研机构，形成了一个较为严密的研究梯队。其中已经出版了与中国外交相关研究著作的著名学者有毛里和子、天儿慧、冈部达味、国分良成、小岛朋之、田中明彦等，新一代学者有青山瑠妙等。
[15] 如China Quarterly 等。
[16] 详见Robert G. Sutter, “Australian Perspectives on China’s Approach to Asia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in China’s Rise in Asia: Promises and Perils, Appendix, pp.281-287.
[17] 仅举一例说明。笔者2000 年在东京大学旁听一位日本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讲授“中国政治与外交”，一次，教授曾给学生播放一张1999 年中国建国50 年国庆阅兵式上“女子民兵方块队”行进的幻灯片，教授向学生提了一个设问句：知道什么是“女子民兵”吗？女子民兵平日就是商店里的普通女营业员或者是在田间地头干活的普通农妇。课后，有学生来问笔者，是否中国全民皆兵？至于在学术论文中，类似“尼克松得到毛泽东的接见如同古代朝贡使者得到中国皇帝的接见”之类的判断，可以说不胜枚举。
[18] 笔者在两年前曾就“中国外交研究中国化”问题与相兰欣教授交换过看法。相兰欣教授在2007 年出版的新著中再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对这一问题的担忧。参见相兰欣：《传统与对外关系——兼评中美关系的意识形态背景》，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年版。
[19] 相兰欣：《传统与对外关系——兼评中美关系的意识形态背景》，2007 年版。
[20] 梁守德：“中国国际政治学理论建设的探索”，载郭树勇主编：《国际关系：呼唤中国理论》，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 年版，第23 页。
[21] 对此，有学者指出，作为学科的“国际关系学”，在中国是一种半生不熟的拿来主义，从一开始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既无理论基础，更无自身特色。参见相兰欣：《传统与对外关系——兼评中美关系的意识形态背景》，2007 年版。
[22] 1964 年建立国际政治系时，三校分工的侧重点分别是：北京大学重点研究第三世界和亚非拉反帝反殖运动；人民大学重点研究苏联东欧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复旦大学重点研究西欧北美和世界经济。当时，三校国际政治系都没有研究中国外交的任务，故对当代中国外交的研究仅限于外交学院。外交学院曾于1964年开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1949-1964）”的课程，但当时只是出了内部版的讲义。之后，直到1988 年才正式出版了国内第一本《当代中国对外关系史》教材。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则直到20 世纪90年中期，才陆续给本科生和研究生分别开设了“当代中国对外关系”和“当代中国外交研究”两门课程。
[23] 笔者对本科生和硕士生的多次课堂摸底测试的结果表明，学生们大都能够比较准确地说出美国战后历任总统、国务卿的名字，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历任国家主席和外交部长，却鲜有能够完全答对的。
[24] 在“当代中国外交研究”的讨论课上，凡涉及当代中国外交哲学、思想、体制等议题，发言者寥寥，而有关当代中国的双边或多边外交实践的专题，发言者踊跃。
[25] 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截至2007 年国内已有近70 个高校设立了国际政治、国际关系或外交学系。
[26] 仅从中国国内与建构主义相关的论文来看，近年来已遍及各主要国际关系理论杂志，且在政策建议里明确涉及对日思维、伙伴关系、和平崛起等战略议题，有学者甚至提出：“和平崛起的理论研究，其逻辑起点在于建构主义”，应“将建构主义为切入点重读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参见郭树勇主编：《国际关系：呼唤中国理论》，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 年版，第250、252 页。
[27] 有学者统计，单就论文发表一项，近几年国内的建构主义相关论文，已接近美国近10 年同项作品数量的总和。参见郭树勇主编：《国际关系：呼唤中国理论》，第248 页。
[28] 如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经历了18 世纪的理性主义、19 世纪的历史主义、20 世纪的实证主义的发展轨迹，但经典的历史哲学研究方法，在21 世纪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参见洪涛主编：《历史与理性》，复旦政治学评论第5 辑，编前语，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年版，第3 页。
[29] 一个问题往往或为价值性命题或为实证性命题，当一个问题兼具价值性命题和实证性命题的特征时，用什么研究方法则取决于研究的目的，究竟是理论指向还是政策指向。
[30]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备受国内部分学者推崇的“建构主义”在其所由产生的西方学界内部其实已经遭到了严厉批判，如肯尼思•沃尔兹就提出，建构主义根本不是理论，很难指明它到底对什么做出了解释。参见[美]肯尼思•沃尔兹著，信强译：《国际政治理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3 年版，第18 页。
[31] 截至2007年中国政府已经公开发行出版各类白皮书24种，其中与中国外交有关的包括国防白皮书、人权白皮书、宗教白皮书等等。
[32] 如“邪恶轴心”议题，最终导向了“伊拉克战争”和“朝核危机”；“失败国家”议题，最终导致了“人道主义干预”；而所谓“民主和平论”议题，则不仅为冷战思维的合理化延续，而且为一些国家试图建立所谓“民主国家军事同盟”等提供了理论口实。
[33] 比如“可持续发展”、“全球治理”，“减少温室排放”，等等。
[34] 目前，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际政治议题的倡导者可能是政府、学者、智库或者非政府组织，等等。
[35] 林立民认为，“北京共识”一方面是对中国的肯定，另一方面反映出西方实际上仍担心中国与美国争夺软实力，仍有“中国威胁论”在内（《瞭望》2007 年第42 期）；郑永年认为，当西方一些人热炒所谓的“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之争时，中国领导人保持了鲜明的理性，并没有接受似乎有利于中国构造自身国际话语权的“北京共识”。从今天来看，拒绝“北京共识”，有先见之明（新加坡《联合早报》2007年7 月24 日）。
[36] 在中国的外交话语体系中，针对他国公众的外交，长期以来被称为“人民外交”（people-to-peoplediplomacy）。包括由政府主导的对海外各国公众的外交（如驻中国外使领馆的外交官都有责任向驻在国政界要员、社会名流和广大民众介绍中国的国情或解释中国的外交政策；由各省市政府主导建立对等的友好姐妹省、友好城市等；2003 年国务院设立了新闻办公室，负责对外沟通交流，主持海外文化年等各类人民外交活动，等等）和由民间力量主导的民间交流（如个人、社团和非政府组织之间的交流等）。“人民外交”虽然不是一项中国外交政策，但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外交和外事的一项重要内容。而在西方现代国际关系实践中早已有之的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作为学术术语，最早是美国学者在1965 年提出，其时有深刻的冷战背景。实践表明，冷战时期美国的“公共外交”包括通过VOA 等方式输出美国的民主、自由价值观等活动；冷战结束后，美国的“公共外交”也具有双重特性，其职能之一就是由政府组织或非政府组织通过“公共外交”方式向其他国家的精英和草根发动影响，进行“和平演变”。可见，中国的“人民外交”与西方的“公共外交”，虽然在外交对象上有一定的对应性，但在内容、形式、手段、性质上是有实质区别的。
进入21 世纪，随着中国国内民主化进程的推进，民众对国家外交的关注日益高涨，中国政府于2003 年在外交部新闻司设置了“公共关系处”，职责之一是负责对国内民众解释本国的外交政策。于是，在中国外交中首次出现了“公众外交”一词。但显然，在这里，中国的“公众外交”，其对象是本国公民，而不是针对外国公众，这一点，与美国的“公共外交”的对象是完全不同的。此外，在中国外交体制中，针对外国公众的“人民外交”是由国务院新闻办负责，而针对本国公民的“公众外交”由外交部新闻司负责；而在美国，针对外国公众的公共外交由国务院负责，而针对国内公民的外交解释属于公共行政范畴，与国务院无关。然而，遗憾的是，在2003 年中国外交部成立“公共关系处”之后，国内立即就有学者想当然地从字面上把中国的“公众外交”与美国的“公共外交”一词挂起钩来，并开始运用美国的“公共外交”概念和理论，机械地诠释中国的“公众外交”，并由此得出结论：中国的“公众外交”不仅对象有问题，运作逻辑也有问题，中国完全不懂公共外交，应该以美国的“公共外交”为蓝本，参照改进，等等。
孰不知，正是一些学者对中国外交部增设“公共关系处”的一知半解，混淆了中国的“公众外交”和美国的“公共外交”之间的区别。正确的理解是，美国的“公共外交”与中国的“人民外交”相对应，而中国的“公众外交”若放在美国，则属于公共行政而非外交范畴。
令人堪忧的是，这一张冠李戴引起的混淆，至今仍未澄清。很多学生对“公共外交”概念至今仍很糊涂，以至于试图写研究中国“公众外交”的文章，却要先引用一段美国的“公共外交”的理论。甚至，国内有些官员也放弃了使用“人民外交”概念，开始使用“公共外交”的概念来指称中国对海外他国公众的外交。
[37] 比如，当学生们发现运用“相互依存理论”很难解释中日关系之间的“政冷经热”现象时，往往不是去质疑这一理论本身的解释力，而是习惯性地认可其普释性，并想当然地把困惑的矛头指向外交政策。
[38] 典型的例子之一就是，中国在20 世纪80 年代末90 年代初提出的“韬光养晦”的外交原则，其原意是“要低调，不当头”（keep a low profile），但在西方的媒体和政策报告中，这一成语往往被译成了“隐藏真实意图”（hide your real intentions under your wings）。另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在21 世纪初，“和平崛起”概念出现在中国的外交政策话语中，正确完整地翻译成英文应该是peaceful-rise，但实际上，我们发现，在众多的国际会议或西方的媒体、学术杂志上，往往省略了前面的peaceful，只剩下了rise，这在字面上就已经扭曲了“和平崛起”这个外交政策话语的完整和真实的含义。
[39] 这个问题虽然突出，但由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国际学术成果标准化问题，在国际学术界仍在争论之中，故此处不多赘述。
[40] 费正清、R•麦克法夸尔：《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第十四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年版，第14-15 页。
[41] 袁明，总序，见[美]约瑟夫•奈，约翰•唐纳胡主编，王勇等译：《全球化世界的治理》，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 年版，第3 页。
[42] 如中国因“抗美援朝”而不得不中止了解放台湾的计划；因“反帝反修，备战备荒”而进行大规模的三线建设，则使中国从1963-1980 年的4 个五年计划，都具有浓厚的战备计划经济的特征。
[43]“上海合作组织”建立与西部大开发战略之间的关联，可以从时间序列角度得到清晰解读。1993 年中国首次成为能源进口国，安全开发和运送西部能源成为当务之急，而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国家进口石油，需要投入巨资铺设管道。为确保石油管道和西气东输的安全，1996 年中国倡议成立了以打击“分裂主义、极端主义、恐怖主义”三股势力为要旨的“上海五国”，2000 年中央提出发展中西部地区社会经济的“西部大开发”计划，2001 年6 月“上海合作组织”正式成立，打击三股势力依然是核心宗旨。同样，从时间的序列上，完全可以找到对“六方会谈”与东北振兴战略之间关联性的合乎逻辑的解读。
[44] 有关统计显示，目前，国务院部门之间有80 多项职责交叉，仅建设部门就与发改委、交通部门、水利部门、铁道部门、国土部门等24 个部门存在职责交叉；农业的产前、产中、产后管理也涉及14 个部委。而在目前国务院的28 个部委中大都设有涉外司（局）。在大部制改革后，一些部门原有的涉外司必然进行功能性合并，因此，外交部与之协调的机构也必然面临相应调整。
[45] 如以上海市外办为例，截至2007 年，上海共有62 个总领馆（占全国领馆120 多家的一半）；名誉领馆5 家；境外媒体88 家，150 多人；友好城市70 个（自1973 年横滨开始）；全年举办国际会议200 多场次；常驻外宾，可查的在11 万到20 万；外企4 万多家。
[46] 如中国云南腾冲与缅甸有悠久的民间往来，是中国历史上最悠久的民间对外交往之一，但二战后基本停滞。20 世纪90 年代，云南省滕冲县政府以侨搭桥，在1992 年与缅甸7 个部的部长在甘稗地签署了翻修滕密国际公路的协议，1993 年5 月建成通车。2003 年重新修路谈判开始后，缅甸的总理、国家主席、国防部长都表示积极支持。2004 年腾冲县政府再次与缅甸密支那政府达成协议，投资5 亿8 千万重修这条路，2007 年4 月，腾密公路正式开通。中国一个不大的边境县以民间方式与另一个国家沟通，主导一条国际公路的修建，并且在谈判过程中，腾冲县政府一直与缅甸政府、人民军、独立军三个政府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公路修建中也得到缅甸各方政府的通力合作。滕密国际公路的成功合作，可谓中国地方行政机构在改革开放后创造的一个民间对外交往的奇迹。详见孙敏：“腾密公路——前往密支那的道路”，载《中国国家地理》2007 年8 月，总第562 期，第117-131 页。
[47] 如澳门在中国与葡语国家共同体关系中发挥的独特作用，等等。
[48] 包括外交战略、外交原则、外交政策等。
[49] 包括决策体制、运作体制、辅助体制等。
[50] 包括双边外交、多边外交等。
[51] 其中宏观层面的外交，是从国际政治角度阐述外交，把外交理解为内政的延续。据此，战争也被认为是外交的范畴。其核心概念是权力，即外交是一种国家权力的象征。中观层面的外交，是从国际关系和国际法的角度阐述外交，认为外交是除战争以外的国家对外关系的战略、原则、政策、手段等。其核心概念是秩序和利益，即外交是一种国家间围绕利益的博弈和较量。微观层面的外交，主要是从外交学层面阐述外交，强调外交是专业人员从事的专门工作，包括谈判、斡旋、外交官、外交机构、外交规范等。其核心概念是技巧，即外交是展现国家政治智慧的一门艺术，是职业外交官纵横捭阖的创造出来的一幅图画。
[52] 如历史、政治学、哲学、法学、社会学、经济学等。
[53] 一个可资借鉴的政策研究的范例是，在20 世纪80 年代，为了实现向联合国进军的目标，日本人事厅组织日本高校学者在1983 年提出了一份《国际组织人才选拔与培养》建议书。该建议厚达200 多页，其中详细研究了国际组织机构的各种职位的性质、特征，进行了精确到个位数的统计，有针对性地提出了适合日本争取的各类职位的人员及人数的具体政策建议。此后，日本成功地相继推出了绪方贞子、明石康、植木安宏等一批优秀的国际组织高级官员。
[54] 近年来，国内的一些论文中提出了对中国外交政策的反省，如认为中国应该抛弃韬光养晦，不必固守不结盟概念，少提国际关系民主化，等等，但是，这些建言多为三言两语式的观点和推论，而无实质的政策批判的逻辑和实证。比如，众所周知，“韬光养晦”作为中国外交政策的指导性语言始用于20 世纪80 年代末、90 年代初。当时中国遭遇西方各国的强大压力，而苏联、东欧一批社会主义国家又相继瓦解，西方世界都期待着中国的垮台。在中国面临改革开放以来最困难的外交情势时，邓小平提出了指导中国外交的16 字方针，其中，“韬光养晦”的初衷是告诫外交工作者，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要保持冷静和低调，不做与中国国力不相称的事。如果学者提出对这一政策延续性的质疑，就必须做一个完整的负责任的论证。
[55] 高校的学者通常具有基础研究的优势，而研究所和智库需要承担起政策研究的职责，故无论是学者在高校讲坛上剖析反省批判政策，还是研究员在政策建议中使用抽象的理论和概念，都需要格外慎重。
[56] 如在处理双边关系时，中国在不同时期经历了从“结盟-不结盟-伙伴关系”的话语体系转换等。
[57] 笔者赞同从“和平发展-和平崛起-和平发展”的外交政策话语的理性回归。从国家发展战略看，“和平发展”更符合目前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定位。中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国内还有众多的民生问题尚待解决，中国外交的首要任务仍然是为国家建设、社会发展服务。从国际社会看，以日本为参照。战后日本在1968 年GDP 已位于世界第三，但正因为成功地韬光养晦，才真正实现了今天的富国强兵。即使如此，日本到目前也只提出要做一个“正常的国家”，而不提作一个“崛起的国家”。这其中，就体现了一种外交话语的使用技巧。虽然，“和平崛起”是中国在回应西方的“中国威胁论”而提出的一个外交话语，但一个国家是否崛起，以什么方式崛起，是以事实来表明和检验的。因此，在西方转而妖魔化“崛起”一词的含义时，中国明智地逐步将“和平崛起”这样一个极易被误解、被歪曲的词汇从中国的外交政策话语体系中淡化出去，回归到“和平发展”的表述，表明中国在选择外交话语时，也已日趋成熟和稳健。
[58] 如被动地提出了“韬光养晦”与“和平崛起”，但在主动淡化“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时，又主动提出了“新安全观”、“国际政治民主化”、“多极化战略”、“和谐世界”等新的外交话语。
[59] 既往的一个成功范例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作为外交原则话语的成功提出，迄今，这一外交原则话语已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
[60] 一种颇为流行的错误观念以为，建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就是把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化，而把中国外交的问题用西方的话语来进行解释，就等于完成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化。
[61]“美国的社会科学话语并不具有普遍性，美国的概念和理论是美国经验的总结和抽象，如果把美国的整套社会科学概念和理论机械地用于中国，不仅很难解释中国的现实，更难发展中国的社会科学。”参见郑永年：“要预防中国思维的美国化”，载［新加坡］《联合早报》2007 年8 月21 日。
[62] 西方的第1 代到第2 代“汉学家”一般都曾在中国大陆习得中文，能阅读古汉语；第3 代的“中国问题学者”多数在港台地区学习中文，但还是能阅读《毛泽东选集》等汉语原版；而第4 代的“中国问题专家”不少没有在中国学习汉语的经历，虽能用汉语交谈，但精通中国国学者已为数不多。由此可见，对现代汉语和中国政治文化理解程度的有限性，已经成为各国“中国问题专家”正确解读中国外交的障碍之一。
[63] 例如赵启正指出，“龙”在中国文化里是力量和运气的象征，与西方dragon 有很大的不同，外形就非常不同，dragon 在西方是有负面的隐意的，因此，中国的“龙”应该翻译成loong。同样，京剧译成PekingOpera 从译名上就白白丢失了中国特征，中国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梅葆玖先生和其他的资深辞书家，都认为应该译成Jingju 更为合理。参见赵启正：“京剧不是‘北京歌剧’”，载《人民日报》2007 年12 月26 日。
[64] 比如朝贡体系，一般翻译成tributary system，但更确切的翻译应该是Chaogong system。因为，中国传统外交中的朝贡体系，不是以大压小，以强欺弱，而是具有“薄来厚往”的特定含义。
[65] 一种解读认为，中国提出“和谐世界”这个理论具有划时代意义，说明中国外交从理论上告别了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是向传统文化回归，是要用儒家的和谐文化造福13 亿中国人，为了与世界各国共建一个和谐的世界。此外，和谐世界理论的提出还可以为“韬光养晦”划上句号。另一种解读反驳前者，认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和谐文化的理论，其核心价值，与传统和谐文化是有本质区别的。指导思想不同、社会建设的目标不同，所服务和维护的社会制度不同，包括荣辱观在内的价值观念不同，时代精神也不同。等等。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需要从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中吸取有价值的思想资源和得到历史的借鉴，但绝不能在核心价值体系上丢掉自己的根本，不能搞历史的错位。回归儒家文化之说实际上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否定。
[66] 参见相兰欣：“理不屈而词穷——国际关系学的一种困境”，载《读书》2007 年第12 期，第32-38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