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在国际关系研究中人们难以建立解释必然性的理论，所阐释的东西主要是或然性，而这种解释并不能经由严格的演绎方法得出，因此人们建立理论就需要选择另外的途径。在这里，建立解释或然性的联结理论（concatenated theories）是一种选择。这种理论的主要构成和特点，是若干准规律的联结。例如，研究者发现，军备竞赛、经济恐慌和侵略野心都可以引发战争，但这些因素与战争并不存在必然联系，也就是说其间并不存在普遍性规律。其中的每一种因素都可能构成原因，，但并非必然引发战争。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可以把这些因素结合起来，以便在某种程度上推论其可能的后果。[19]这样的一种结构就是联结理论的系统。
在国际关系研究中，运用联结理论（未必是自觉地运用）是很常见的。人们研究一个现象、事件或双边、多边关系，常常可以发现多种影响因素。在这些因素中，人们很难确定如同A引发B那样的因果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只能综合研究各个因素的影响和作用机理，并且研究不同影响因素之间的相关关系。以中美关系为例，人们要分析其走势，就不能只强调一种因素的作用，而需要综合地研究不同层面和方面的影响。尽管这种基于历史和现实的研究无法得到有关未来的必然性结论，但可以为决策者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对于实证研究中所形成的“科学”理论，研究者都需要进行评估和检验。评估的标准包括：第一，理论应该具有系统性，即它不是单一命题，而应该是命题的结合，而且这些命题应具有内在的一致性；第二，在理论的前提与结果之间，应有严谨的逻辑关系，即结果应该是从前提演绎出来的；第三，理论的结论应该是明确的和可检验的，即它不能模棱两可；第四，理论应能解释较广泛的事实，不但应包括已发生的事实，而且应包括未来可能发生的事实。[20]
对于联结理论的可靠性与有效性进行确认，尽管比较困难，但还是可以进行的。由于这种理论不是严谨的理论，因此进行确认更有必要。这种确认至少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要确认理论中所包含的每一个或然性规律是否有充分而适当的经验证据；二是要确认联结若干或然性规律的原则是否适当。在确认把或然性规律与特定现象或事例相联系的联结理论时，研究者不应该把一切能想到因素都列出来，而要有所选择，并且排除掉未起作用的因素，否则所作的研究就可能成为“大杂碎”。[21]
对于理论的评估，梅斯奎塔（Bruce Bueno de Mesquita）对“逻辑一致性”（logical consistency）作了特别的强调。他以摩根索的理论为例说明了这一点。按照摩根索的理论，所有国家（被假定为理性的、整体一致的行为体）都想获得尽可能多的权力；但这些国家又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满足于已有权力的维持现状的国家，另一种是谋求获得更多权力的帝国主义国家。从这两个命题来看，是存在内在的不一致的。[22]由于矛盾的理论可以解释矛盾的事实，因此这种理论是无法验证的。
以上对理论产生途径的分析，主要是针对解释性理论即科学理论而言的。在国际关系研究中，除了这种理论之外，还存在许多有不同产生途径的理论。以英国学派为代表的传统主义者，是在审察和理解证据的基础上，依靠判断、直觉和洞察力得出结论。虽然他们的研究也包括经验观察和概念推演，但他们同时强调国际问题研究要包括价值判断。[23]他们所提出的有代表性的“国际社会”理论，就是体现价值判断的理论。
在指涉价值的理论中，属于后实证主义的规范理论、女性主义理论、批判理论、后现代主义理论等都是更激进的学派。无论是女性主义理论对传统“男性”理论的批判，还是批判理论对人的解放的关注和后现代主义对话语霸权的解构，都是以颠覆传统研究范式和价值为途径。由于这些理论都是在解释意义的过程中产生，其解释对象不能客观地展现在人的感官之前，因此这些理论的产生都是话语分析和主观建构的产物。
在强调观念因素的理论中，已与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形成三足鼎立之势的建构主义亦属后实证主义理论。建构主义者通过借鉴社会学研究途径，把国际关系事实看作是人的社会行为所建构的社会事实，并且把关注重点从物质世界转向观念世界，从而经由“主体间”的途径建立了自己的理论。按照建构主义的代表人物温特的说法，物质力量本身很少能够成为解释国际生活的因素，因此需要进行观念建构的研究。由于观念是无法观察的，因此他从本体论的视角提出了形而上的研究假定：人类关系的结构主要是由共有观念决定的。基于这个假定，温特演绎出了结构与行为体的相互建构等命题，从而建立了从观念视角解释物质世界的理论。[24]
国际关系理论产生的不同途径，体现了国际关系研究的概念化过程的多样性。例如，比较沃尔兹提出的结构现实主义和温特提出的建构主义，可以看到，虽然两者都进行概念的演绎，但途径却不相同。沃尔兹是自下而上，即先对现实进行抽象，然后得出理论，而温特则是自上而下，即先建立形而上的理论，然后用以解释现实。这样的两种方法都可以建立卓有影响的理论，表明国际关系理论的建立不可能统一于单一模式，人们需要承认它的多元化的现状。
三 理论与解释
建构国际关系理论，终极目的是为了对国际关系事实进行解释。实际上，这也是进行国际关系研究的终极目的。研究者撰写学术论文和专著，无一例外地都是抱着这样的宗旨。那么，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讲，“解释”的含义是什么呢？
在中文里，“解释”的涵义是“说明含义、原因、理由等”。[25]在英文中，涉及研究方法的“解释”，有两个主要用语，即explanation和interpretation。这两个词译成中文都是“解释”（尽管后者还有“翻译”之意），但其方法论涵义却有区别。explanation是指对因果关系（causality）的解释，而interpretation则是指对社会事件或行为的意义（meaning）的解释（也可以译为“诠释”加以区分）。[26]对比中文与英文的“解释”的词义，可以看到，中文的“说明含义”，相当于英文的interpretation，而“说明原因、理由”，则相当于英文的explanation。
把“解释”一词的涵义区分为因果关系的解释与意义的诠释，从方法论的角度讲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刚好对应于两种不同的方法和不同的理论。
进行因果关系的解释，这与前边阐释的科学意义上的理论是相对应的。对于坚持实证观的研究者来说，建立科学的理论，旨趣就是对规律作出解释。一旦这样的解释成功了，人们就可以运用这样的理论对广泛的现象进行说明。即使人们所建立的理论只是有关或然性的解释，也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可以在某种概率的基础上推测事实发生的可能性。考察现有的理论研究，可以看到，现实主义提出的权力政治引起国际冲突，自由制度主义提出的相互依赖导致国际合作，都属于因果性解释。这样的解释，在原则上是要说明被解释项乃是一定理论所包含之规律或通则在限定条件下的逻辑后果。[27]
进行意义的诠释，与前述的“科学”精神是相悖的，因为这种诠释无意探寻事物的规律和必然性，而只在于理解和解释事实的社会意义。按照施万特（Thomas A. Schwandt）的定义，interpretation是指“对于某些现象的分类、说明或对其意义的解释。”[28]在这种探究中，一个最基本的假定就是人的行为乃是其意图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的体现。要解释这样的事实，就必须联系历史和社会条件理解和解释人的行为背后的主观意图。例如，研究朝核六方会谈，除了要分析可以观察的因素，诸如各方的军事互动、国际制度的影响以及对政策的陈述和对利益的讨价还价之外，还特别要分析不可以观察的因素，即各方的主观意图。这种反映人们观念的东西，只有通过话语分析才能加以理解和解释。
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应如何运用理论对现实进行解释，一直是一个存在争论的问题，因为坚持两种不同解释观的研究者都能够得出合乎逻辑的解释。例如，实证主义者运用理性选择理论，可以说明国家根据利益所做的对外政策选择；而后实证主义者运用社会建构理论，则可以说明国际规范对国家行为的改变。国际关系研究中存在不同的推演解释，表明国际关系事实存在可作不同解释的属性和方面。一般来讲，实证主义者关注的是国际关系事实的可以观察的一面，而后实证主义者关注的则是国际关系事实的不可以观察的一面。也许，这两者都不否认事实存在另一面，但都认为作另一种解释没有意义。例如，现实主义忽略对观念因素的解释，而建构主义则认为物质因素不能说明国际结果的原因。针对这种争论的情况，我们显然需要根据研究对象的属性，讨论这两种解释的关系，并给“解释”以适当的定位。
国际关系研究所要解释的事实，是过去和现存的事件、过程和话语等。观察纷繁的国际关系事实，可以知道，它们作为人的行为的产物，都是含有主观意图的社会事实，但也都是客观存在。不论是基地组织发动“9·11”袭击，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还是布什宣示“邪恶轴心”说、小泉参拜靖国神社，都具有这种两面性。对于这些事实，研究者可以通过感官感受到它们的外在表现，但也可以确信其背后都有主观意图。也许，很少有人会否认这种两面性。问题在于，我们是否可以只解释一个方面而忽略另一方面。
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先看2007年新闻媒体对俄罗斯对外政策行为报道的事例。针对俄罗斯显示力量的一些做法，诸如强硬反对美国在东欧部署反导系统，对北极宣示主权，派遣战略轰炸机恢复冷战时期的巡航，航母舰队重新出动，宣称要打造太空军用飞船，频繁举行大规模军演，加强上合组织的合作等，国际媒体在报道具体情节的同时，都进行了其意图和潜在影响的诠释。有文章依据权力政治的逻辑，认为俄罗斯的举措是针对西方压力做出的反应，想要恢复昔日的大国地位。[29]有文章从国际结构着眼，认为俄正把上合组织变成第二代华约，因而导致全球均势正发生变化。[30]也有文章认为俄罗斯炫耀实力的行为还够不上权力政治的较量，因为俄罗斯在人口、经济和军事力量方面都存在致命的弱点。[31]
媒体有关俄罗斯的这些报道，从形式来讲都包括两部分：一方面描述了可以观察的俄罗斯显示实力的现象，另一方面诠释了俄罗斯这样做的不可以观察的意义。这种描述与诠释的结合，实际上体现了国际新闻报道的通则。阅读形形色色的国际新闻报道，我们可以“归纳”出这样一个基本认识，即国际关系事实中可以观察的一面与不可以观察的一面是同时存在和相互联系的。可以观察的一面是指人的行为的外在表现，不可以观察的一面是指人的行为的内在意图与意义。由于这两者是不可分离的，因此这两种解释都是必要和需要的。这一结论对国际关系研究者的启示就是，在国际关系研究中不能只依赖一种解释而排斥另一种解释。
如果研究者只关注事实的可以观察的一面，把不可观察的东西统统抽象掉，那么即使能够发现“规律”，并建立理论，也未必能进行很好的解释，因为人的意图可以变化，因而可以打破“规律”。一个很典型的事例就是冷战的结束。按照建构主义的观点，这一重大事件的突然发生，既没有按照现实主义的“规律”表现为双方的权力较量分出了胜负，也没有按照制度主义的逻辑表现为双方遵从了国际制度，而是因为苏联领导人改变了观念。[32]
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如果研究者只关注事实的不可观察的方面，忽略可以观察的客观的一面，完全不承认国际互动有规律可循，那也会使研究变得片面化和陷入迷茫。以国家间最常见的外交互动为例，人们可以观察到，决策者的决策常常会体现出理性选择的特点。不论决策者个人有怎样的偏好，也不管一定时期内国家有怎样的公众舆论，国家利益（需求）始终对决策者的行为起着导向作用。这些利益尽管包含一些不可观察的因素，诸如国家对于声望和荣誉的需求，但多数因素是可以观察的，诸如对于主权、领土、能源等的需求。正因为有这样的“规律”可循，人们对外交政策进行推演才是可能的和有意义的。
以上的讨论表明，研究者进行国际关系事实的解释，恰当处理好两种解释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在这里，我们不能事先确定何种解释更好，而应该根据需要解释的对象进行判断。简而言之，如果对象可以观察，在观察中能够发现变量间的关系，那就应进行规律性解释；如果对象不可以观察，但人们能够通过文献解读和话语分析诠释行为体的意图，则应进行意义的诠释。由于国际关系事实一般来讲都有可以观察的外在现象，亦有不可以观察的内在意义，因此我们的解释应当既有因果性解释，亦有意义的诠释。当然，在具体的操作中，根据具体情况，人们总会有所侧重。例如，研究影响中日关系的历史因素时，就需要侧重从观念互动的层面进行诠释，但进行这种诠释时，研究者不应忽略中日关系中还存在大量可以观察的物质层面的互动，这些互动是需要从国家利益和理性选择的角度进行解释的。虽然这些具有物质属性的因素在观念因素凸显时居于次要地位，但它们仍然在起作用，而且可能在另外的时间上升为主要因素。
研究者以适宜的理论解释现实的适宜的方面，宗旨都是要得到某种确定的东西。然而，无论是进行因果关系的解释还是进行意义的诠释，研究者都面对着难以避免的不确定性：第一，国际关系事实的复杂性和动态性，以及各种人为条件的限制，决定研究者不可能获得完全的的信息，导致他们不得不在解释中运用主观想象弥补缺失环节。第二，国际关系事实不会重复的特点，使人们很难判断能否用以往的理论对新的事实加以解释。例如，2007年8月美国总统布什把在伊拉克进行的军事行动同越南战争相提并论就受到了批评。[33]第三，由于研究界始终存在不同理论的争论，因此人们在运用理论时常常面临着矛盾的选择。例如，国家在理性情况下会选择冲突还是合作，就有现实主义与制度主义的不同解释。第四，目前流行的许多理论，多是所谓的大理论（grand theory），诸如前面讨论过的结构现实主义，以及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这些体系层次的理论所要解释的都是国际结果的大趋势，在很多时候不适合用来解释具体的问题。第五，由于国际关系事实总的来讲是系统效应的结果，因此研究者往往很难剥离出简约的变量关系，或是找出单一的意义，他们很可能同时面对着适合于用不同理论解释的不同方面。第六，由于对事实意义的诠释只能经由主观理解，没有严格的操作程式，也无法检验，因此会始终众说纷纭。虽然各种观点的互动会淘汰一些不合理的说法，但人们仍难得到“标准答案”。
总之，在国际关系研究中会长期存在各种不同的理论和不同的解释，研究者用理论解释现实，无论怎样做也是不完善的。然而，由于行为体实施对外政策必须以对国际互动的理解为前提，因此这种带不确定性的解释是必不可少的。国际关系研究者始终需要进行严格的科学论证，但也始终需要在不确定的“主体间世界”进行适当的意义诠释。
注释：
[1] Bruce Bueno de Mesquita,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Washington, D.C.: CQ Press, 2003, p.51.
[2] [美]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2页。
[3]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室：《现代汉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694页。
[4] Judy Pearsall (ed.), The New Oxford Dictionary of English,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8, p.1922.
[5] [美]詹姆斯·多尔蒂和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5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3页。
[6] 吕亚力：《政治学方法论》，台北市：三民书局1979年版，第42页。还可见[美]詹姆斯·多尔蒂和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5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5页。
[7] [美]詹姆斯·多尔蒂和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5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7页。
[8] Conway W. Henders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oston: McGraw Hill, 1998, p.23.
[9] [美]肯尼思·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胡少华等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9页。
[10] 可参阅John Baylis and Steve Smith, The Globalization of World Politics, Third Edi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239-241, 271-291。
[11] 可参阅John Baylis and Steve Smith, The Globalization of World Politics, Third Edi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273-275。
[12] [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7页。
[13] 本文不讨论“民主和平论”本身的问题，只关注其研究途径。有关该理论的研究情况，可参阅李少军：《国际政治学概论》（第二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70-75页。
[14] 罗伯特·基欧汉认为，沃尔兹使政治现实主义成为了“一种严谨的、演绎性国际政治体系理论”。见[美]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封底。
[15] [美]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87-102页。
[16] [美]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中文版前言》，第15页。
[17] [美]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9、92-93页。
[18] [美]布鲁斯·拉西特和哈维·斯塔尔：《世界政治》，王玉珍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30页。
[19] 可参阅吕亚力：《政治学方法论》，台北市：三民书局1979年版，第43-47页。
[20] 可参阅胡宗山：《国际政治学基础》，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6-37页。
[21] 吕亚力：《政治学方法论》，台北市：三民书局1979年版，第46页。
[22] Bruce Bueno de Mesquita,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Washington, D.C.: CQ Press, 2003, pp.56-57.
[23] 关于价值判断问题，可参阅[英]布尔：《无政府社会》（第二版），张小明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导言》第15页。
[24] 参阅[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
[25]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室：《现代汉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581页。
[26] David E. McNabb, Research Methods for Political Science, Armonk, New York and London: M. E. Sharpe, 2004, p.344.
[27] 吕亚力：《政治学方法论》，台北市：三民书局1979年版，第60页。
[28] David E. McNabb, Research Methods for Political Science, Armonk, New York and London: M. E. Sharpe, 2004, p.344.
[29] 香港《信报》2007年8月18日文章：《俄恢复战机定期长程巡逻》。
[30] Adrian Blomfield, “Russia to resume Cold War bomber flights,” Telegraph Newspaper Online, 17/08/2007, http://www.telegraph.co.uk.
[31] David Blair, “Putin’s posturing can’t hide Russia’s weakness,” Telegraph Newspaper Online, 24/08/2007, http://www.telegraph.co.uk
[32] 可参阅[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72页。
[33] Michael A. Fletcher, “Bush Compares Iraq to Vietnam,” The Washington Post, Thursday, August 23, 2007, Page A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