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的矛盾关系, 就其国际政治现象而言, 从来不是一种对等的关系。由于民族主义更多地与本土意识相联系, 这种本土意识中包含了一种本地区长期形成的生产关系或生存方式, 因此, 它在人类社会中根深蒂固。而国际主义虽然在中世纪也有强大的世界主义思潮作为依托, 但是那种世界主义的力量部分来源于宗教的力量, 宗教虽然有着普世的理念, 但常常被地方化和民族化了, 变成了各个王国或诸侯统治本民族或本区域的精神工具。同与生活方式、生产关系密切结合的民族主义相比, 与精神力量密切结合的国际主义就逊色得多。无论思想家或者精英群体如何盛赞精神的力量, 政治或者政治思潮根本上还是代表了公众或者世俗的力量, 国际主义从其前现代的传统根源上就不敌民族主义的影响力。
自近代国际政治体系形成之后, 国际政治话语系统里出现了严格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这个时代, 民族主义成为一种基础性的国际政治思潮, 而国际主义则是另外一种辅助性的政治观念。民族主义仍然与人类的生活方式与经济传统相联系, 而且由于统一市场的要求而被赋予了现代的含义。民族要建立国家才能更好地保护民族的发展利益, 才能促使民族在统一的市场、法律、政府的框架下得到相对充分的发展和相对的自由。世界性民族国家体系的形成, 标志着民族主义成为现代国际社会的根本组织原则。此时的国际主义, 较中世纪的世界主义拥有了强大的现代力量, 它不再是躲避在象牙塔里的精神幻想, 也不再是教堂里的道德说教与威严誓词, 而是获得了一种发展世界市场和人类自身解放的支持力量。精神一旦与强大的代表人类发展方向的物质力量相结合, 就会成为一种影响巨大的政治思潮, 国际主义也是如此。全球化的力量赋予了国际主义以一种持续不断的冲力。不管是旨在发展世界性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 还是旨在利用世界性资本主义发展造就的世界交往力量而解放人类的无产阶级, 都洞悉了全球化的力量及其国际主义本质。
然而, 全球化所生成的国际主义, 与国际政治社会之基本的组织原则的民族主义相比,仍然是辅助性的力量。以国际组织为例, 如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北约等有较大影响的国际组织, 差不多都是民族国家为了更好地实现国家利益而缔结的政府间国际组织, 有较大影响的国际间非政府组织差不多都有着主权国家支持或鼓励的背景, 甚至那些诸如绿色和平组织、大赦国际等“标榜中立”的重要国际非政府组织也或多或少地得到有关国家的支持。之所以形成这种结果, 一是因为民族主义不仅是国际政治的组织原则, 也是国内政治的动员基础和组织原则, 而国际主义只是国际政治的思潮; 二是因为当全球化越来越明显地和实在地为人类社会特别是绝大多数国家而不是几个少数国家服务时, 民族主义就不再是反全球化的力量,而变成了较大程度上支持全球化的力量, 那么, 民族主义就和国际主义一起争夺全球化的意识形态代言人, 民族主义不断扩大其内涵而代表了全球化的利益时, 国际主义的影响力并未因为全球化与全球社会的扩展而扩展; 三是因为全球化从理想主义的形态上要求世界主义和国际主义, 但却缺乏实践它的政治力量,这种力量的最主要来源是国家, 而国家在多数情况下将它的外交首要原则定为维护民族国家利益, 否则, 这个国家就会灭亡或者政权被颠覆。
关于这一点, 哈利迪曾经对建国伊始就奉行国际主义外交政策的革命后国家进行了专门的考察。他从革命政权内部因素( 国内政治)和革命政权外部因素( 国际政治) 两个方面论证了国际主义政策的式微。国内政策首先是从成本收益方面特别是从本国经济困难角度对国际援助产生质疑, 其次是从价值理性方面特别是从国际社会化角度对革命后政权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的外交大战略产生质疑。而国际政治方面, 革命政权的国际主义会产生新的国际担心, 担心革命政权会追求世界霸权, 而这种追求霸权的战略并不反映国际社会的意志以及时代赋予新型国家的国际义务,反而代表了革命前这个民族扩张主义政治的某种继续。[8](p.141)哈利迪的这种分析基本上概括了国际主义在现代条件下处于弱势状态的主要因素, 大致反映了国际主义在民族国家体制框架内发挥作用的历史实情。但是这种概括既不全面也不深刻。我们认为, 国际主义之所以在近代国际政治中处于次要地位或者矛盾的次要方面, 在现象上, 既表现为革命政权常常走了一条强国际主义弱民族主义—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并重—强民族主义弱国际主义的路线, 也表现为在强国际主义弱民族主义的初期, 国际主义往往表现为一种理想主义的冲动或者对外政策的口号而已, 不少国家追求的国际主义不过是维护国家利益的一种工具。当然, 这只是现象而已, 其真正原因在于:
第一, 马克思所设想的世界革命和国际主义行动原本主要在英、法、德等几个欧洲发达资本主义民族国家范围内实现, 而这些国家都是单一民族国家, 单一民族国家中民族主义对内凝聚功能比较强, 国家履行国际主义的政治动员能力也比较强大, 也就是说, 这类国家加入世界体系和推行国际主义方面并不像多民族国家那样强大。爆发无产阶级革命的大国,如苏联和中国, 都是多民族的国家, 都有着帝国一样的统治传统, 在国内有着民族分裂的巨大张力。“民族与现代国家的结合催生了现代民族主义, 同时也铸就了它的政治功能。这种政治功能的根本意义在于, 对于单一民族国家来说, 它往往是凝聚功能, 是一种社会凝聚力,可以强化政权的合法性, 而对于多民族国家来说就复杂得多, 只有当该民族国家需要一致对外特别是作为弱势国家抵御外侮时, 民族主义的政治功能才会表现为凝聚力, 而在国内它往往是分离功能, 因为少数民族往往不认同主体民族的民族主义, 只认同本民族的民族主义,民族主义一般只能在主体民族中才能求得共识, 起凝聚作用。”[9](p.63)多民族国家在加入世界体系后不久就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 在对外政策上不得不对付国内民族分裂的巨大压力, 需要强化外来威胁并以维护国家安全利益为由而调整国内的政治统治方式和对外交往方式, 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时代主题判断上的战争危机意识、对外交往上的国家利益至上主义和封闭政策, 这实际上影响了这些国家对外的国际主义政策。
第二, 对于国际主义逐渐式微的国际现象的解释应该包括, 奉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政权往往是在东方国家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国家, 不论是苏联、中国, 还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 都不是马克思所预见的西方发达国家的世界革命同时爆发后产生的社会主义国家。东方落后的工业国和农业国, 不仅政治上专制,经济上闭关锁国, 而且处在国民经济发展的幼稚时期, 经济产业国际程度较低, 对于全球化实际上带有很大的恐惧和反感, 而国际主义是一种代价高昂的对外政策, 在物质生产并不发达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即使能够取得伟大的胜利, 也不一定在国际交往中能够顺利贯彻下去, 因为“伟大的胜利”必须持久到国际公共物品的提供能力足够强大、本国外交文化与制度吸引力足够高、形成与国际社会相融合的交往风尚, 才能保持这种国际主义的真正力量。而苏联等国的传统文化、生产关系与世界交往程度不可能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提供长期的强有力的物质保障和精神保障。
第三, 从政治理论和人类解放的彻底性与发展趋势来看, 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要远远高于资产阶级国际主义, 但在目前社会主义优越性尚未有效发挥之前, 在社会主义总体上处于初级阶段的情况下, 资产阶级国际主义依托其强大的世界秩序和物质财富, 仍然有一定的国际影响力, 而这种影响力部分地包含了人类正义的内容, 客观上反映了全球社会公共事务领域一定的国际治理要求, 因此体现了国际主义思潮的重要方面, 并且可能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产生一定的刺激作用和互动作用。然而, 在资本主义需求和全球治理需求双重推动下的资产阶级国际主义, 虽然在世界经济一体化、欧盟成立、北美自由贸易区建设诸方面将人类社会从现代社会向后现代社会推进了一大步, 但终究不能解决民族主义甚至极端民族主义的问题。积极的民族主义以及国家主权制度仍然是国际社会运行的基石, 消极的民族主义如民族分离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有时与国际恐怖主义纠缠在一起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宣布为敌人, 但是, 这是一场没有结局的战争。总的看来, 国际主义在全球化与人类相互依赖的时代依然有不断上升的趋势, 但不论是在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在社会主义国家, 它都没有成为持久的主流外交政策, 因为主权制度仍然是任何国家的对内统治和对外交往的根本制度。
第四, 在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中, 民族主义政策与国际主义政策的实施难度有较大差距, 这可以从国家利益与国际利益、国内合法性与国际合法性、国内治理与国际治理三个方面加以论述。首先, 在国际关系中, 实现民族国家利益主要依靠国内民众的支持, 民族主义的外交政策总是在国内形成的时候就已经经过了较为充分的辩论, 往往代表了全民的利益。而实现国际利益不仅依靠国内民众的支持, 还要通过国际合作来实施, 而国际合作由于涉及国情不同的多个国家, 不确定性大大增加。况且, 国际合作的程序、程度都要经过国内政府和立法机构批准, 国内支持也存在一定的变数。其次, 民族主义的外交政策主要追求国内合法性, 而国际主义的外交政策主要追求国际合法性。国内合法性比较容易获得, 这是因为民族主义追求贸易保护和产业保护, 能够在增进国内就业、国家安全、国防建设和福利水平方面迅速获得效果, 而且这几个领域与国民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 极易满足国内民众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国际合法性比较难于增进,因为国际合法性的成果大多体现在国际社会对于该国国际形象与国际地位的整体认可上,与国民个人的切身利益没有直接的正面关系,反而由于要向国际社会提供公共物品和经济援助而削弱国内福利水平, 从而令国内选民不满; 另外, 国际合法性建设是一项长期的工程,需要几届政府通过外交包括民间外交的持续努力和国际社会良性互动始能有所建树, 任何受到执政压力较大的政府都不愿意把国际主义政策推行下去。一个政府往往在同时具备了国内经济数年持续高速增长、政府领导人具有强烈的理想主义情怀、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得到制度保障和充分肯定、国际危机频繁影响国家利益、国际行动有望得到强大盟国及国际社会支持五个条件的情况下, 才有可能实施坚定而有效的国际主义政策。最后, 民族主义较注重国内治理( 在对外政策上也立足于国内治理) , 而国际主义较奉行国际治理, 国际治理的难度远远大于国内治理。国内治理除了依靠丰富的传统文化、强大的民间社会、有效的政党制度之外, 富有权威的中央政府发挥了主导作用, 中央政府依靠强大的国家机器能够将各种国内政策推行下去, 其民族主义化的外交政策也容易得到国内各界包括国家机器的强有力支持, 即使这种政策在国际社会实行不下方落后的工业国和农业国, 不仅政治上专制,经济上闭关锁国, 而且处在国民经济发展的幼稚时期, 经济产业国际程度较低, 对于全球化实际上带有很大的恐惧和反感, 而国际主义是一种代价高昂的对外政策, 在物质生产并不发达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即使能够取得伟大的胜利, 也不一定在国际交往中能够顺利贯彻下去, 因为“伟大的胜利”必须持久到国际公共物品的提供能力足够强大、本国外交文化与制度吸引力足够高、形成与国际社会相融合的交往风尚, 才能保持这种国际主义的真正力量。而苏联等国的传统文化、生产关系与世界交往程度不可能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提供长期的强有力的物质保障和精神保障。
第三, 从政治理论和人类解放的彻底性与发展趋势来看, 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要远远高于资产阶级国际主义, 但在目前社会主义优越性尚未有效发挥之前, 在社会主义总体上处于初级阶段的情况下, 资产阶级国际主义依托其强大的世界秩序和物质财富, 仍然有一定的国际影响力, 而这种影响力部分地包含了人类正义的内容, 客观上反映了全球社会公共事务领域一定的国际治理要求, 因此体现了国际主义思潮的重要方面, 并且可能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产生一定的刺激作用和互动作用。然而, 在资本主义需求和全球治理需求双重推动下的资产阶级国际主义, 虽然在世界经济一体化、欧盟成立、北美自由贸易区建设诸方面将人类社会从现代社会向后现代社会推进了一大步, 但终究不能解决民族主义甚至极端民族主义的问题。积极的民族主义以及国家主权制度仍然是国际社会运行的基石, 消极的民族主义如民族分离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有时与国际恐怖主义纠缠在一起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宣布为敌人, 但是, 这是一场没有结局的战争。总的看来, 国际主义在全球化与人类相互依赖的时代依然有不断上升的趋势, 但不论是在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在社会主义国家, 它都没有成为持久的主流外交政策, 因为主权制度仍然是任何国家的对内统治和对外交往的根本制度。
第四, 在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中, 民族主义政策与国际主义政策的实施难度有较大差距, 这可以从国家利益与国际利益、国内合法性与国际合法性、国内治理与国际治理三个方面加以论述。首先, 在国际关系中, 实现民族国家利益主要依靠国内民众的支持, 民族主义的外交政策总是在国内形成的时候就已经经过了较为充分的辩论, 往往代表了全民的利益。而实现国际利益不仅依靠国内民众的支持, 还要通过国际合作来实施, 而国际合作由于涉及国情不同的多个国家, 不确定性大大增加。况且, 国际合作的程序、程度都要经过国内政府和立法机构批准, 国内支持也存在一定的变数。其次, 民族主义的外交政策主要追求国内合法性, 而国际主义的外交政策主要追求国际合法性。国内合法性比较容易获得, 这是因为民族主义追求贸易保护和产业保护, 能够在增进国内就业、国家安全、国防建设和福利水平方面迅速获得效果, 而且这几个领域与国民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 极易满足国内民众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国际合法性比较难于增进,因为国际合法性的成果大多体现在国际社会对于该国国际形象与国际地位的整体认可上,与国民个人的切身利益没有直接的正面关系,反而由于要向国际社会提供公共物品和经济援助而削弱国内福利水平, 从而令国内选民不满; 另外, 国际合法性建设是一项长期的工程,需要几届政府通过外交包括民间外交的持续努力和国际社会良性互动始能有所建树, 任何受到执政压力较大的政府都不愿意把国际主义政策推行下去。一个政府往往在同时具备了国内经济数年持续高速增长、政府领导人具有强烈的理想主义情怀、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得到制度保障和充分肯定、国际危机频繁影响国家利益、国际行动有望得到强大盟国及国际社会支持五个条件的情况下, 才有可能实施坚定而有效的国际主义政策。最后, 民族主义较注重国内治理( 在对外政策上也立足于国内治理) , 而国际主义较奉行国际治理, 国际治理的难度远远大于国内治理。国内治理除了依靠丰富的传统文化、强大的民间社会、有效的政党制度之外, 富有权威的中央政府发挥了主导作用, 中央政府依靠强大的国家机器能够将各种国内政策推行下去, 其民族主义化的外交政策也容易得到国内各界包括国家机器的强有力支持, 即使这种政策在国际社会实行不下去, 国内治理的前期成就也不会被国内社会所否定; 而国际治理不然, 国际治理的各种议程要经过国际社会多方长期而艰苦的讨论, 这种讨论即使有朝一日形成了国际共识, 主要还是由各国自觉地遵守和执行, 没有一个世界政府来强制执行, 也没有制度化的强有力机构来严格监督, 执行的过程往往还是讨论和讨价还价的过程。国际治理事业不但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世界政府来执行, 也没有一个强大的全球公民社会来资助, 世界银行或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经济组织也不会冒风险去进行公共性投资, 只有在超级大国或几个大国的坚决支持和全力推动下, 面对全球性灾难或者经济危机的共同危害, 国际治理才有可能迈出艰难而伟大的一步。
四
民族主义是近代产生的一种政治思潮, 到后现代社会特别是共产主义社会将会逐渐消亡, 与这个过程相适应, 也出现了国际主义的演化历史。国际主义既是阶级的范畴, 又是历史的范畴。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世界体系类型、与民族主义不同的辩证互动样式下, 国际主义有着不同的发展模式。从理论和实践的情况来看, 国际主义已经并将呈现出四种形态,即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社会主义国际主义、新国际主义以及共产主义国际主义。
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有时候泛指工人阶级为了全人类解放而进行的国际联合, 但从历史的角度看, 主要是指在无产阶级革命时期以及革命取得胜利之后不久一段时间内工人阶级政党的国际主义政策。这种国际主义的时代背景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时代或者帝国主义战争的时代, 由于革命面对的是较为发达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这个时候无产阶级的任何国际联合由于世界体系的世界性而具备了国际性的特征, 这个阶段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系模式主要是, 无产阶级要取得斗争的胜利,就要反对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 以战争导致革命, 以革命制止战争, 促进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 利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结构性矛盾及其危机甚至战争情势造成革命的形势。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在19 世纪的英、法、德工人运动中获得了积极的体现, 但是, 由于19 世纪末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采取了阶级缓和的改革措施,以及自由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中出现了相当普遍的贸易保护主义, 无产阶级国际联合与资产阶级国际联合之间的矛盾大量地转化为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之间的矛盾, 特别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中, 民族主义重新崛起, 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受到了较大程度的损害。
社会主义国际主义从理论上讲有一定的合理性, 因为在无产阶级革命在一国和多国胜利的情况下, 在形成了社会主义世界体系的条件下, 总要有一种不同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国际主义, 这种国际主义还无法达到共产主义国际主义的层次, 它应该同时具备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特征以指导无产阶级国际利益的实现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关系, 以及具备符合主权民族国家体制条件下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这种理论的实践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至80 年代初的苏联, 在那个历史时期形成了所谓社会主义世界体系, “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执行有关相互合作的国际主义政策, 那么, 所要求的不是‘建立’一个社会主义世界体系, 而是已自觉协调好的政治和经济合作, 而这样政治和经济上的合作和相互帮助使社会主义世界体系变成世界社会主义大家庭, 这才是社会主义世界体系完全适合社会主义的一种发展形式。”[10](p.101、104)布坚科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承认社会主义国际主义不能排斥国际关系准则的规范作用, 承认社会主义世界体系既是无产阶级政党通过革命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改造”而来的结果, 又是全球化与世界生产力自然发展的历史进程, 但这种理论最终在近40年的实践中遭到失败。
共产主义国际主义之所以存在, 是因为在全世界最终爆发了世界革命, 或者由于经历了普遍的社会改良实行了共产主义制度之后, 资产阶级作为国际联合的可能性与国内生存的可能性已经消失, 阶级对立不复存在, 但是, 国家将在一定时期内继续存在。由于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先于民族的融合进程, 又由于世界各共产主义区域在生产力发展上具有不平衡性, 在民族关系、国际关系、一体化水平特别是文化社会发展方面都具有不平衡性, 对国家而言, 对内需要进行大量的社会管理, 处理复杂的民族关系, 对外需要加强国际联合, 进行共产主义一体化建设, 处理国际上的各种关系, 在这个阶段, 共产主义国际主义是需要的。随着民族主义的最后消失、民族融合的基本完成、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基本消除, 共产主义国际主义本身也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当然, 这是一个十分遥远的历史前景。
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与共产主义国际主义之间, 如果有一个适当的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的话, 这个模式在目前的恰当表现形式, 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国际事务中所奉行的一种国际主义, 这种国际主义或许可以称为新国际主义。新国际主义是不言国际主义的国际主义, 它承认社会主义大国要履行适当的国际责任。适当的国际责任是指它要符合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要与国家的综合国力水平相适应, 要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要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基本的指导方针。它的立足点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而是第三世界国家, 它不是建立一种与现有的世界体系相对立的社会主义世界体系, 而是要融入到现有世界市场经济体系中去, 全面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显然, 新国际主义是一种过渡形态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也是一种低级形态的社会主义国际主义, 它反映了处于社会主义阶段的东方大国关于国际关系与对外政策的深刻思考。同时, 新时期中国式的国际主义至少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国际主义, 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新国际主义不主张对外输出意识形态, 是一种消极的世界主义, 这与古代中国的消极世界主义传统一脉相承; 新国际主义所强调的国际责任以周边国家为主, 体现了古代中国人对睦邻外交的关注而对世界霸权的漠视; 新国际主义强调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主要指导方针, 它体现了中国“和为贵”的传统思想。这是中国进入大国成长关键时期的基本要求。
具体地讲, 新时期的国际主义必须符合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大战略的外交思想, 要为建立持久和平、共同繁荣、政治文明的和谐世界而奋斗。如果中国真正和平地成长为一个大国, 那就跳出了“战争—崛起—战争”的历史怪圈, 维持了东亚国际安全与世界稳定, 这也许是对21 世纪世界和平的最大贡献; 如果中国的发展模式的确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道路提供了有别于欧美模式的另一种有益选择, 那么, 中国的人类贡献度就具有了划时代的意义; 如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能够为社会战胜资本主义提供新的有力的经验证明, 那么, 中国对于世界政治文明的贡献就不仅在于中华和谐文化, 也在于中国推陈出新的思想力与制度力。这是一幅灿烂的中国崛起的图景。
从理论上讲, 在中国顺利成长为大国的将来, 社会主义国家数目不断增多且多数社会主义国家进入了高级发展阶段, 社会主义世界体系就成为可能。那个时代, 社会主义国家国际主义的主要精力不是通过语言去宣传社会主义, 不是去通过组织政治、经济与军事集团与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对抗或竞争, 而仍然是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出发, 通过切实的和平主义政策来维持世界和平, 通过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来提高本国人民的社会主义信念和共产主义理想, 通过推动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来解决仍然存在的南北矛盾, 通过积极参与国际社会的公共事务管理来培育公共领域的国际责任意识, 展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与良好的国际形象, 把人类社会建设成为一个高度和谐、公正、合理的世界。那个时候, 民族主义就不再成为各国顽强保守的政治依托, 国际主义也不再成为令人敬畏的乌托邦神话, 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同时成为世界交往的自由选择和自然需要。
[1]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 年以后的世界[M].吴象婴,梁赤民译.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2.
[2] 列宁全集(第29 卷) [M].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5.
[3] 郭树勇, 郑桂芬主编. 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研究[M].北京: 军事谊文出版社, 2004.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 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4.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 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1.
[6] 刘少奇.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M]. 沈阳: 东北书店, 1948.
[7] 高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别史[M].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2002.
[8] [英]弗·哈利迪.革命与世界政治[M].张帆译.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6.
[9] 俞正樑.国际关系学导论[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6.
[10] [苏]阿·帕·布坚科.作为世界体系的社会主义[M].苏艺等译.北京: 东方出版社, 19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