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年代80 年代至90 年代中后期,自由主义学派的国际合作理论在很大的程度上促进了多边合作的研究。国际合作理论的主要学者有:罗伯特·艾克斯罗德、肯尼思·奥伊、罗伯特·杰维斯、基欧汉等人。艾克斯罗德运用博弈论知识和计算机模型,证明了在一定的条件下合作能够在理性的利已者中产生,如对背叛的报复、对背叛者的宽容、行为的清晰性、存在多次互动的可能性等[ 7 ] (p3253) ;奥伊认为,改变报偿结构会影响国家对合作的预期,而持续互动的预期也会影响合作的可能性,因此互惠战略能够为重复条件下的合作结果提供直接的进路[8 ] (p123) 。他们对合作的研究主要是运用主流经济学的理性假设和博弈论的数学模型。但运用博弈论进行合作分析有一个显著的缺陷,就是忽视了交易成本的存在,科斯、诺斯等人的新制度经济学就是将交易成本引进合作分析中,为解决这一缺陷而设计的。在国际合作理论中,基欧汉等新自由制度主义者也看到了这一点,认为积淀成本、不确定性、风险等的存在需要通过制度来化解。因此,着重通过国际制度(机制) 来阐发国际合作。该理论认为,国家是自私、理性的行为体,其目的是追求绝对收益;国家之间存在利益的冲突,各国为了求得自己的利益而寻求合作;国际制度是国际关系中的独立变量,通过帮助达成各国意愿的契合、实现共同利益、减少不确定性来促进国际合作等。制度主义的主要论题是如何通过制度实现无政府状态下的国家合作,如果说此前的合作理论重点论述的是利益(互惠) 对于合作的自变量关系,那么,制度主义则在此基础上引进制度来说明合作。因为如果没有制度作为保障来惩罚背叛行为和鼓励合作行为,那么无论是对背叛的报复、重复博弈和报偿结构的改变都不能完全保障合作的持续发生,因为制度具有稳定性、可预期性,而在博弈论合作理论中,对背叛行为的制止主要取决于战略互动,它具有不稳定性、偶发性的缺陷。后来,博弈论与制度主义进一步实现结合,形成完整的利益—制度—合作的解释模式。
20 世纪80 年代末以后,社会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将对本体论的讨论引入多边主义研究,探讨多边条件下集体身份形成问题。建构主义认为行为体(国家) 对自身身份的认同会影响对利益的认定,进而影响国家对外政策;而在国际体系层次,国家的身份和属性认同最终形成体系文化,在整体上塑造国家间彼此的互动模式是合作性、竞争性还是对抗性。国家对集体身份和集体文化的扩展和深入会使“国际社会”和“多元安全共同体”这一类概念不断延伸,最终有可能涵盖整个国际体系。显然,多边条件是建构主义的一个重要背景变量,国家对身份的建构离不开集体环境和多边条件,体系层次的认知共同体的形成也离不开多边条件。相对于理性和利益的自由主义和制度主义分析,多边主义的建构主义分析是将社会性因素,特别是规范、文化和观念等意识形态力量引入多边主义理论研究中,开辟了新的研究范式。
三
多边主义的兴起是与国际体系、国际社会的发展、发育密切联系的。1648 年召开的威斯特伐利亚和会确认国家主权平等原则和外交规范,参加会议的多国代表通过协商的方式在一系列国家间关系准则上达成共识,可被看作是多边主义的萌芽。但直到维也纳会议后确定的欧洲协调才真正使安全领域的多边主义有了实质性的运行内容。维也纳体系和欧洲协调机制是欧洲大国第一次以多边的形式来确定国际安全合作的安排形式,但是这种多边主义仍是不完善、不完整的。它是建立在大国之间互相妥协和利益平衡的基础上,是为大国的目标服务的,排除了中小国家的参与,整个体系的基础是依赖于大国之间的权力、实力对比状态,有时更多地依赖于各国当权者对均势信念的理解、信仰和坚持,其基础极不牢固,国际制度、国际法等制度性、规范性力量只能起着很不重要的作用。19 世纪中叶以后,欧洲国家之间在经济、社会事务方面的协调与合作日益密切,逐渐使多边主义由安全向经济、社会领域延伸。19 世纪中期和下半叶,产生了很多以国际协作为职能的专门性、技术性国际组织。特定性国际组织的建立是多边主义在非安全领域的重要体现,在这些领域,尽管国家有大小、强弱之别,但都拥有平等的投票权和协商权力,并且,此领域的多边主义行为也是合作性的,而非对抗性的。因此,尽管到19 世纪后半期,安全领域的多边协商和自我克制的行为屈让于对单边优势的追逐,但从经济领域看,19 世纪被经济学家看成是多边主义的典型范式[1 ] ,并为多边主义由19 世纪上半叶的权力形态、大国主导向在20 世纪制度形态、多国合作奠定了基础。20 世纪后,多边主义开始成为“走向制度的运动”,即向正式的国际组织尤其是普遍性国际组织方向发展。大量涌现的国际组织开始在国际舞台上显示独特的作用,成为多边主义的重要体现形式。
二战以后,多边主义迎来了黄金发展时期,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全球性的国际组织。在安全方面,全球性国际组织指联合国。虽然联合国安理会实行常任理事国一票否决制,使联合国烙上大国政治、权力政治对抗的印痕,但在20 世纪70 年代以后,随着第三世界国家的加入,作为多边主义原则重要体现的联合国大会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使得联合国成为重要的多边讲坛。在经济方面,由美国主导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的一系列全球性国际组织虽然按照出资额多少确定投票权,但在大的事务磋商方面仍然体现了多边主义的平等协商原则。二是地区性国际组织。二战后,地区主义发展迅速,几乎各大洲都建立了区域性国际组织,其中最突出的、最能体现多边主义精神的是欧洲联盟和东南亚国家联盟。欧盟虽然以法、德为轴心,但法德的实力地位只是一种间接性的影响,在欧洲联盟的决策机构和执行机构中,法德只有一票,欧盟的事务需要经过全体平等协商并取得广泛的共识,经全体一致同意才可进行,尤其是在事关重大的安全领域。东盟不但内部实行多边主义原则,强调国家之间的平等、民主与协商,同时,还注重依靠集体力量,依靠多边主义的原则来对抗区域内的所谓大国的影响和大国政治。三是国际机制。国际机制指政府间在特定领域内建立的明确的规则体系。二战后,国际机制形式的多边主义有了长足的发展。各国在全球公共事务治理层面的机制性安排都是多边主义的重要体现。四是国际论坛与国际会议。国际论坛,指为商讨特定的国际公共问题而召开或举办的国际讲坛,有关各方,包括国家行为体或非国家行为体都可以发表自己的主张,阐述对问题的看法为并展开相互谈判或磋商。国际论坛可分为机制性的论坛和临时性的论坛。机制性的论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有可能刚性化,成为真正的国际组织。国际会议,是指为解决某一具体问题而召开的由相关多国参加的正式会议,它是多边外交的一种表现形式。虽然国际论坛也是国际会议的一种形式,但大部分情况下,国际会议相比国际论坛要更为正式,程序更为规范,目标指向性更明确。国家在国际会议中的互动也更为频繁和正式,双边或多边的谈判、磋商与签订协议是国际会议的主要内容。
二战后的多边主义并不是是尽善尽美的,多边主义要想真正实现民主、平等、协商一致原则,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为二战后的多边主义发展离不开霸权国的作用,仍然受到权力政治的强烈影响,并成为集团对抗的工具。尤其是美国对多边主义的兴趣,成为二战后多边主义巨大发展的重要动因。这是因为美国站在霸主的立场看,维持一个多边组织的成本,比维持一个决策更为集中的组织的成本要低得多,从规避风险的长远角度看,由于意识到单边行动可能带来的未来挑战,美国依赖于多边主义就理所当然了[1 ] 。特别是在战后,美国的霸权还受到苏联的严重挑战,使得美国不得不将主要精力放在对付苏联上,这样力图避免在西方世界内部的后院起火,降低管治成本就成为一种更佳的选择。在某种意义上,美国为了团结西方国家共同对付苏联,也在经济、社会甚至部分安全领域对其伙伴有所让步。美国领导下的多边经济机制虽然在形式上被看作是多边主义的一个表现形式,但其内部运作的实质模式是少边主义,所谓少边主义是多边主义的一种特定形式,一般是指三个、四个或五个左右的主要行为体主导某一多边机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由于将投票权与对组织的贡献联系在一起,使得这些多边组织实际上被美国、英国、法国、日本和德国等少数几个经济大国所主导,形成少边主义操纵多边主义的局面,在少数大国外的其他组织成员不能与闻组织的重要决策。尽管在非安全、外交领域多边主义大行其道,但二战后的多边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美苏两极对抗的双边主义的干扰,人们对联合国作用的一个批评就是,由于美苏滥用否决权,使得联合国在冷战时期的大部分时间内成为美苏对抗的工具,多边主义作用无法真正发挥。同样,尽管北约被一些西方学者誉为多边安全机制的一个典范,认为它是按照集体安全建立起来的,但北约在冷战期间不可避免地成为美苏抗衡的工具,在冷战后苏联解体的情况下,北约进一步东扩,矛头直指俄罗斯,有可能成为欧洲动荡的新根源。这种多边的安全体制并不真正符合多边主义的合作、非对抗要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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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秦亚青. 多边主义研究:理论与方法[J ] ,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 , (10) .
[3 ] 倪峰. 对多边主义理论构成的一些探索[J ] ,国际论坛,2004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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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倪世雄. 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7 ] [美]罗伯特·艾克斯罗德. 对策中的制胜之道:合作的进化[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8 ] Kenneth A. Oye. Cooperation Under Anarchy [ M ] , New J ersey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19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