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西方的新现实主义分析不同，中国反对国际关系中美国奉行的绝对安全观念，反对美国在追求绝对安全过程中推行的所谓先发制人、建构国家战略导弹防御体系和战区防御体系的做法，并不认为只有自己保持绝对的实力优势中国才能得到安全。相反，中国主张，“建立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型安全架构。”[40]中国在和平发展过程中，采取的战略方针是优先发展经济和优先解决国内问题的原则，中国国防现代化的发展虽然也有很大提高，但相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速度来说是很滞后的；中国相对于其他西方大国的现代化军事水平来说也是较落后的；从1979 年到1987 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总员额由423.8 万减到323.5 万。至1990 年，全军总员额减到319.9 万，共裁减103.9 万；1997 年，中国决定在三年内再次裁减军队员额50 万，使中国军队降至250 万的水平；2003 年9 月，中国决定在两年内再裁减军队员额20 万，使军队总规模降至230 万。与此同时，中国国防费用，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扩大和发展，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中国的国防现代化也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另一方面，中国的军费规模和水平又控制在一定的水平上，并没有把国防建设放在最优先的位置上。“中国一贯控制国防费规模，按照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方针合理安排国防费，改革开放以来，为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中国政府严格控制国防支出。1979年到2004 年，中国国防费用占同期国家财政支出的比例总体呈下降趋势，1979 年为17.3%，2004 年为7.76%，下降近10 个百分点。”“2004 年，中国的国防费用为2199.86 亿元人民币（折合美元为265.79 亿美元），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分别为1.61%和7.76%。2004 年中国的国防费用仅相当于美国的5.77%、英国的41.03%、法国的75.65%、日本的63.97%。2005 年，中国的年度国防费预算为2477.56 亿元人民币。”[41]
3. 西方历史上的大国战争往往都是由于争夺势力范围而引发的。在西方近代史上，引发大国间战争的主要原因，往往与争夺利益范围相关，它们争夺亚非拉落后国家的领土、市场、原料，为了保证不在瓜分世界利益范围的进程中落后，它们又往往把一些小国、弱国拉在一起，形成所谓的被保护国；同时，西方大国间的军事联盟集团政策，也是引发战争的重要原因。而中国和平发展坚持的基本原则是与世界各国进行全方位的合作，但中国不与任何国家结成排他性的、针对第三国的军事联盟，中国坚持不结盟的方针，这就大大避免了西方历史上那种大国之间的军事结盟引发战争的可能性；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小国、弱国的关系，也没有西方历史上那种大国与被保护国、附属国、势力范围的关系，中国奉行与所有国家无分大小一律平等相待的方针，不把任何国家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也就没有西方大国史上那种为争夺势力范围而发生战争的可能性。
4. 最关键的一点是，西方大多数新兴大国都试图争夺霸权，而争夺地区霸权和世界霸权成为引发大国战争的基本因素。历史上，西班牙与荷兰、英国与西班牙、德国与奥匈帝国、英法集团与德奥集团，英法美与德意日等国家和国家集团之间的战争，无不是围绕维持和争夺地区和世界霸权展开的。而中国和平发展过程中处理与国际环境关系的一个最基本的国策就是反霸但不称霸、不争霸，中国永远不做超级大国，永远不称霸是中国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即定国策。“中国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42]中国在历史上曾经最强盛的时候，没有在东亚和世界称霸，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体系和欧洲国际体系有重大的区别；中国现在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还谈不上称霸不称霸的问题，但中国即使将来强大起来，也决不会像西方历史上曾经有的那些崛起国一样，为了实现自己的霸权而与当时的霸权国发生战争。中国的不称霸原则，既是中国和平发展进程的基本指向，也是避免与其他大国和霸权国发生大规模冲突和战争的基本因素。
当今中国和平发展与国际环境的最关键的关系是如何处理中美关系。而正是在这一方面，中国作为崛起国和美国作为霸权国的关系，出现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复杂的局面。中美关系似敌似友，非敌非友，可敌可友，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总的方向是中美关系出现了朝着稳定的对话和合作伙伴关系发展的趋势。
正如老布什所说，“中国的领导人制定了非常有建设性的措施，现在是美中关系在历史上最好的时期，现在的布什总统对中国的感情也非常好，他非常重视美中关系，也认为美中关系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但他也认为两国关系有更大的改善空间。我认为美国希望看到一个稳定、繁荣的中国，一个以邻为友的中国，这符合美国的利益，我相信这个事实在未来几十年都不会改变。现在已经是21世纪，很显然会有新的地缘政治现象发生，但我认为美中关系仍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对于世界安全局势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两国关系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很多的波折，虽然道路曲折，但前途是光明的……历史也告诉我们，美中两国不应该成为敌人，而应该成为朋友。”[43]
本文的基本结论之一是：过去崛起国争夺霸权地位是导致一系列战争的主要原因。中国不挑战霸权国，中国不谋求在东亚与美国对抗，也不谋求在北美争夺美国的势力范围，更不试图取代美国的全球霸权，中国与美国可以而且也正在塑造一种新的大国关系，两国的大规模战争是可以避免而且一定能够避免的。
5. 历史上新兴崛起大国与霸权国的战争或与其他大国的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是试图改变、推翻现有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而引发的。那些新起的大国，在本国实力有了较大发展的情况下，对以往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严重不满，它们希望得到更高的地位、有更大的影响力、有更多的势力范围、有更多的领土和人口，得到更多的海外原料基地和商品市场，一当这些要求不能得到其他大国和霸权国的承认，它们就会倾向于发动战争。在一个大国崛起的过程中，“随着相对权力的增加，一个新兴的国家会企图改变调整国际体系的规则，改变势力范围的划分，最重要的是，改变领土的国际分配。”[44]
而中国的和平发展的一个重大特征就是，尽管中国认为西方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不公正、不公平，造成了中国发展中的一些障碍，但另一方面，中国也认为，现存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也能够为中国提供发展的一些机会，因此 ，中国采取的基本国策是融入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体系，在反对现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内容的同时，愿意严格遵守现有的国际法准则，遵守世界经济贸易的基本规则，在维护现有的国际法、WTO准则基础上的国际秩序的同时逐步地和平地改造现有的国际秩序，中国没有彻底推翻现有秩序和另起炉灶的想法。相反，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的成就，与现行国际秩序中的自由贸易规则、资金商品人员技术自由流动的内容密切相关，中国在某些方面也是现行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一个受益者。中国对现有的国际秩序的基本立场和态度，在很大程度上也能避免历史上那些新兴大国试图推翻已有的国际秩序而引发与其他大国和霸权国的战争。这也正是中国和平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国际环境：过去历史上新兴大国通过战争去达到的诸如扩大市场、扩大原料来源等目标，今天通过和平的方式可以较好地实现。
中国不仅没有推翻现存的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体系，反而积极努力地融入了这个体系；中国不仅没有挑战现存的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反而积极遵守和维护以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准则为基础的现存秩序，甚至在许多方面比美国更愿意维护联合国机制、WTO 机制。本文的第二个基本结论是：以武力推翻或急剧改变现有的国际秩序也是导致过去的崛起国与霸权国和其他大国的战争的另一个主要原因。中国作为新兴的大国，并不谋求全面推翻现有的国际秩序，因此，中国与其他大国的大规模战争也是可以避免的。
6. 在历史文化方面，历史上的大国往往以救世主、上帝之子、先进文明代表者自居，对那些异端、异教和不同的意识形态的国家发动了无数的战争。而中国与之不同，中国的和平发展主张学习和吸取一切文明的先进成果和合理因素，主张文化多样性和不同文明的包容性，从一开始就降低了因文化意识形态的不同而与其他大国发生冲突的可能性。
中国文化是以儒家为主的文化。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强调的就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45] 主张对一切外部世界和外国都应有以诚相待的态度，认为“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唯天下至诚为能化，”故至诚无息，一个人永远追求至诚的境界。[46] 孔子和儒家把“和”视为天下大道，认为“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47] 主张“泛爱众”，主张“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对那些不同的文化和文明，儒家提倡和平相处和文化的包容性，不把自己的价值观念强行推到其他国家和地区，所谓仁义的基本概念，包含了“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48] 孔子还提倡“以德报怨，以直报怨，以德报德”的行为准则，认为应该用公平正直去报答怨恨，用恩德去回报怨恨，反对以恶对恶。宽恕是孔子强调的一种美德，认为应当实行“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 [49] 在中国的历史发展中，中国长期存在三教合一的现象，表明多元文化可以在一个国家中和谐共存；在对外实践中，中国也不把自己的政治制度和文化观念强行在国外推扩。中国文化在东亚文化圈中的传播是其他东亚国家一种自发的行为。
今天和平发展的中国严格奉行不干涉内政的方针，对一切中小国家都以平等身份相处，更不把自己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强加到其他中小国家身上；对其他大国，中国坚持合作和发展共同利益的方针，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相反，对西方国家的文明，中国本着取其精华为我所用的方针，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不断吸取了西方的许多合理的文明成果。即使在对立度较高的人权观念上，中国也在坚持本国独立自主地处理本国的一切事务的同时，吸收了人权的观念，承认人权是一种普世价值观念，只不过中国同时坚持国家和民族的集体发展权、基本生存权以及不同国家发展人权应与本国的历史文化结合，具有不同的发展阶段和模式，这也大大降低了中国因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不同而与西方国家发生文化冲突的程度。另一方面，中国的和平发展的成就也让更多的外国了解到中国的文化，认同中国发展的经验的国家增加了，甚至形成了所谓北京共识的概念，认为中国发展的模式虽然还有进一步完善和改进的内容，但总的来说，中国的和平发展为世界文明增加了一种新的选择模式。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以美国为中心的资本主义的关系，从中国的角度来说，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所谓你死我活的关系，不是谁战胜谁的关系，也不是零和关系。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有很强的兼容性，它一方面谋求发挥社会公正，消灭剥削，建立社会保障等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观念，因而学习和吸取欧洲式的社会民主主义的许多成功经验；另一方面，在发展生产力，建立市场经济方面，又注意学习和吸收美国式的自由资本主义的一些经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要在吸收美国和其他资本主义文明的基础上向前发展，形成一种新型的文明，它把东方文明、中国特色、资本主义文化成果和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融为一体，是四合一的文明。这种新型文明与美国的资本主义文明的确存在基本矛盾，但这种矛盾是软性矛盾，不是硬性的对抗性矛盾，特别是在经济文化制度方面，两国的社会制度在保护私有财产、保护外国资本的合法利益、遵守市场经济规则、促进科技教育发展、保护环境防治污染等重大问题上，具有许多共同的特征，甚至在保护人权、承认法治的基本原则等政治领域，也会有越来越多的共同性，并不必然导致中美关系的对抗。正如前美国国务卿鲍威尔（ColinPowell）指出的，“中国不再处于文化大革命的动荡中，它不再输出共产主义。它不再是资本主义的敌人。”[50] 所以，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取得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美国在制度上对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担忧，即中国通过发展经济和军事来取得推翻现存资本主义制度的实力。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与美国式的资本主义的矛盾也是可以调和的。
综上所述，中国的和平发展不仅可以避免与霸权国的战争，而且也已经做到了避免与其他大国的冲突和矛盾，是真正和完全通过和平方式实现的。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长达近30年的和平发展进程中，中国没有与任何一个大国发生过武装冲突和战争，这已经是人类大国崛起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现象。中国将继续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而且会比过去走得更好。
注释：
* 本文的研究得到国家教育部重大理论攻关项目的资助。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年版，第691页。
[2] 艾迪生·威斯理·朗文出版公司辞典部编，朱原等译：《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辞典（英英、英汉双解）》，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年版，第1305 页。
[3] 阎学通、孙学峰等：《中国崛起及其战略》，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2 页。
[4] 同上书，第42 页。
[5] 潘维：“也谈‘和平崛起’”，参见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潘维教授个人主页http://www.sis.pku.edu.cn/pub/panwei/DocumentView.aspx?Id=4221
[6] [美]约翰·米尔斯海默著，王义桅等译：《大国政治的悲剧》，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年版，第81页。
[7] Robert Dahl, “The Concept of Power,” Behavioral Science, Vol. 2, No. 3, July 1957, pp. 201-215; TalcottParsons, “On the Concept of Political Power,”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Vol. 107, No. 3,Jun. 19, 1963, pp. 232-262; Peter Bachrach and Morton S. Baratz, “Two Faces of Power,” The American PoliticalScience Review, Vol. 56, No. 4, Dec. 1962, pp. 947-952; Power and Its Two Faces Revisited: A Reply to GeoffreyDebnam,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69, No. 3, Sep., 1975, pp. 900-904; Peter Digeser, “TheFourth Face of Power,”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54, No. 4, Nov., 1992, pp.977-1007.
[8] A. F. K. Organski,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Inc., 1968, p.104.
[9]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第21 页。
[10] 艾迪生·威斯理·朗文出版公司辞典部编，朱原等译：《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辞典（英英、英汉双解）》，第712 页。
[11] [美]约翰·米尔斯海默著，王义桅等译：《大国政治的悲剧》，第53 页。
[12] [美]约翰·伊肯伯里主编，韩召颖译：《美国无敌：均势的未来》，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154 页。
[13] 王逸舟：《当代国际政治析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344 页。
[14] Robert Pahre, Leading Questions: How Hegemony Affects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99, p.4.
[15] [美]罗伯特·达尔著，王沪宁等译：《现代政治分析》，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年版，第33-34 页。
[16] 秦亚青：《霸权体系与国际冲突——美国在国际武装冲突中的支持行为（1945-1988）》，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第104 页。
[17] Joshua S. Goldstein, Long Cycles: Prosperity and War in the Modern Age,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125.
[18] [美]罗伯特·吉尔平著，武军等译：《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年版，第29 页。
[19] [美]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著，门洪华译：《权力与相互依赖》（第3 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年版，第45 页。
[20] [美]罗伯特·基欧汉著，苏长和等译：《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年版，第39 页。
[21] [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著，吕丹等译：《现代世界体系：重商主义与欧洲世界经济体的巩固(1600－1750)》（第二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 年版，第45 页。
[22]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Politics of the World-economy: The states, the movements, and the civilizations, London, New York, New Rochelle, Melbourne, Sydne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38.
[23][美]约翰·伊肯伯里主编，韩召颖译：《美国无敌：均势的未来》，第187-188 页。
[24] 葛兰西关于霸权的论述，参见Antonio Gramsci, Letters from prison, edited by Frank Rosengarten, translated by Raymond Rosenthal,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25] [美]罗伯特·基欧汉主编，郭树勇译：《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年版。
[26][美]肯尼思·沃尔兹著，信强译：《国际政治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年版，第96 页。
[27] 秦亚青：《霸权体系与国际冲突——美国在国际武装冲突中的支持行为（1945-1988）》，第117页。
[28] George Modelski, Long Cycles in World Politics, Hampshire and London: Macmillan Press, 1987, p.12.
[29] Paul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89.
[30] Richard K. Ashley,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y of War and Peace, London: Francis Printer, New York: Nichols, 1980; Robert C. North and Nazli Choucri, “Economic and Political Factors in International Conflict and Intergrati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27, Dec., 1983, pp. 451-453, 459.
[31] Jack S. Levy, War in the Modern Great Power System, Lexington, Kentucky: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1983, pp.88-98; Jack S. Levy, “Historical Trends in Great Power War, 1495-1975”,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26, No. 2, Jun. 1982, pp.284-285.
[32] Quincy Wright, A Study of War, 2nd 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5, pp.220-221.
[33] 制表来源：Joshua S. Goldstein, Long Cycles: Prosperity and War in the Modern Age,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285-346.
[34] George Modelski and William R. Thompson, Seapower in Global Politics, 1494-1993, Macmillan Press, 1988, pp.44-45.
[35] 制表来源：George Modelski, “The Long Cycle of Global Politics and the Nation-State,” Comparative 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 20, No. 2, Apr. 1978, pp.214-235; George Modelski, Long Cycles in World Politics, pp.40-41.
[36][美]汉斯·摩根索著，[美]汤普森修订，徐昕等译：《国家间政治：寻求权力与和平的斗争》，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 年版，第228-229 页。
[37][美]肯尼思·沃尔兹著，信强译：《国际政治理论》，第238 页。
[38][美]约翰·米尔斯海默著，王义桅等译：《大国政治的悲剧》，第2-11 页。
[39]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载《人民日报》2007 年10 月29 日。
[40]《中俄关于21 世纪国际秩序的联合声明》，载《人民日报》2005 年7 月2 日。
[4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04 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中国的军控、裁军与防散努力》，载《人民日报》2004 年12 月28 日，2005 年9 月2 日。
[42]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载《人民日报》2007 年10 月29 日。
[43] 老布什：“美中关系现处于最好时期”，载《参考消息》2005 年11 月17 日。
[44] [美]罗伯特·吉尔平著，武军等译：《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第185 页。
[45]《论语·学而第一》。
[46]《大学·中庸》。
[47]《大学·中庸》。
[48]《论语·里仁第四》。
[49]《论语·宪问第十四》、《论语·卫灵公第十五》、《大学·中庸》。
[50] 鲍威尔：“在亚洲协会年度餐会上的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