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地区主义
地区主义对中国而言,并不是一个新领域(宗藩制度或朝贡体系就是一种古老的地区主义形式) ,但却是一个新概念。梳理中国的地区主义概念,我们发现其中不仅包含着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其中还包含有中国国内东西南北的地域差异,比如中国在大力促进地区一体化的时候,实际上还面临着建立国内统一市场的任务(如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 。此外,中国的某些特定省份与某些周边国家有着特定的历史关联,且不说日本与中国的台湾省、印度与中国的西藏自治区,即便中国的辽宁、吉林、内蒙古、云南、广西、新疆等省/自治区与周边国家的传统联系也为地区合作提供了某种历史线索,周边次地区合作实际上也早有其历史轨迹。
从地区主义角度看,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关系正发生深刻转变,环中国经济带正在形成。与之并行的是,中国崛起带来的地区效应表明,中国有必要以东亚地区为核心,大力促进东亚地区一体化,创立有助于地区经济和进一步经济开放的地区性国际制度,为其他国家搭中国发展之便车提供机会。[20]
中国对地区合作的参与是一个逐步演变的过程。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趋势迅猛发展、中国与周边国家特别是东南亚国家关系陆续正常化构成了东亚地区合作的历史背景。中国与世界、尤其是与周边国家关系的日趋紧密,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则为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加强合作提供了地区合作的契机和动力。中国共产党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加强睦邻友好与地区合作,地区合作首次与双边关系并列。此后,中国将地区合作与交流作为实现亚洲共赢的有效途径,积极探索新的合作方式。中国积极参与上海合作组织的活动及东盟与中、日、韩(“10 + 3”)机制的进程,逐步加大了对这两大地区合作的投入,这些积极举措增进了中国与该地区内各国的相互信任,缓解了周边邻国对中国的疑虑,取得了良好的政治和经济效果。
近年来,中国改变了过去对地区合作采取消极、被动的态度,在经济、安全、军事等方面与周边国家展开了积极合作。在经济上,中国进一步落实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倡议,强调“10 + 3”机制是东亚地区合作的主渠道,并以此为基础逐步建立起地区经济、贸易、投资、安全的合作框架。在安全上,上海合作组织提供了一种积极的加强地区合作与维护地区安全的范式。此外,中国还加强了与东盟等国家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在军事上,中国积极拓宽与主要大国的合作,在反恐、防止武器扩散、联合军事演习等方面均体现出前所未有的积极姿态。中国促动的东亚合作机制代表了中国外交新思路,即在自己利益攸关的地区培育和建立基于共同利益的平等、合作、互利、互助的地区秩序,在建设性的互动过程中消除长期积累起来的隔阂和积怨,探索并逐步确立国家间关系和国际关系的新准则。中国的积极努力既促进了地区内相关国家对中国发展经验和成果的分享,又提高了中国的议程创设能力及其在东亚的战略地位。
(四)和谐主义
在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中国政府逐步形成了在国内构建和谐社会、在国际构建和谐世界的战略思想。和谐主义成为中国提高其软实力的核心术语,代表了中国明确的战略指向。“和谐哲学”已成为中央领导集体的执政理念。
中国共产党十六大报告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与特征做了具体描述,“和谐社会”便是其中的构想之一。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四中全会和六中全会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要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全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谓和谐社会是指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21] 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摆在突出位置,是因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国内外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实现社会和谐面临着新的形势和任务。从国内看,经济体制变革、社会结构转型、发展进入新的阶段以及政治和思想领域的变化等,对和谐社会建设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要求。从国际上看,和平、发展、合作的时代潮流和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给和谐社会建设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为了实现预期目标,我们不仅需要保持安定团结的国内环境,也需要继续争取良好的外部环境。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是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22] 德国学者托马斯·海贝勒指出,和谐社会的纲领是对儒家模式的回归,以达到“大同”这一儒家社会理想。与以最大限度追求利润、财富及消费为标志的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社会不同,和谐社会的目标是建设一个公正的、安全的社会,一个社会与政治和睦的社会。[23] 中国政府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目标深受广大人民的拥护,并取得了广泛的政治共识。
中国领导人将这一传统理想引申到国际问题的处理上,明确提出了和谐世界、和谐亚洲、和谐地区的概念,并强调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互为条件。和谐是一个互惠均衡,强调“同则不继”、“和而不同”,在差异中建立相互利益最大化的彼此配合,从而实现互惠均衡。[24] 一方面,和谐世界的提法代表了中国国际战略的理想意识。一个迅猛发展的大国不仅需要“以功为己”,更需要有世界理想。中国的世界理想古已有之,这就是《礼记·礼运篇》所载之天下为公的“大同”。作为一种万物均等的世界秩序设计,“大同”理想有其普世性。另一方面,和谐是一种承诺,既是对中国国内的承诺,也是对整个世界的承诺。这种承诺演化为责任,就成为中国政府“负责任大国”的自我战略约束。它表明,中国不仅仅关注国内全面小康社会的创建,而且将小康社会视为构建大同世界的一个阶段性目标,这是一种对传统小康思想的扬弃和发展,是对人类发展终极目标的价值思考,是中国为世界发展提供的崭新图景。它意味着,中国领导人明确意识到了中国发展给国际社会带来的影响,将国内发展不平衡与国际影响不平衡结合起来思考,将和谐世界作为结合对内和谐、对外合作战略的中间点,从而为谋划中国发展战略提供思想指导。
五 中国观念变革的战略意义
观念变革伴随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改革主义、开放主义、经济主义、制度主义、地区主义、和谐主义等均体现了中国与世界的联结,其最终价值在于为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之探索提供指向标和路线图。中国观念变革的积极效应主要体现在国内发展战略的优化、国际战略的调整以及国内外战略的协调上,尤以战略创新为亮点。[25] 中国推进以结伴而不结盟为核心的新型国家间关系,积极参与并推进所在地区的全面合作,重视多边主义,更加强调利用国际制度维护和拓展国家利益。总体国际战略开始由主要为自己发展利益服务的和平环境战略转向与世界谋求共同发展与安全的战略,这一战略转变以经济主义和地区主义为基点,以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加强国际合作为途径,以拓展国家战略利益、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为目标。这些变革表明中国在设计一条和平发展的新道路,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一种不同于西方的发展模式。这一道路和模式并非闭关自守或自外于世界发展潮流,而是融入世界发展大潮,全面开放、全面创新。虽然中国迈上了现代化的快车道,但鉴于中国依旧处于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中,其发展模式还有待完善,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模式所存在的各种潜在风险和严峻问题,并对此加以重点研究,在发展过程中逐步解决这些问题。在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过程中,观念变革已经并将继续发挥其重要的作用。相比其他大国而言,观念变革是中国强大的软实力,是中国现代化的积极推动力。
此外,我们在检视中国观念变革的战略价值时,也不无忧虑地看到,虽然以上中国观念变革充满了进程性的思考,却少了终极性的价值追求。换言之,中国观念变革摆脱了昔日的激进方式,体现出相当的务实色彩,但被动变革的意味犹在,也似乎缺少了些理想要素。对正在崛起的大国而言,没有理想主义的追求,不仅是有缺憾的,更可能被其他国家视为“危险”的。可喜的是,和谐主义的提出进一步完善和补充了这种战略价值的内涵与外延,更昭示着中国发展的方向。展望未来,中国观念变革将会体现出更加开放、更加中国化这两种并行不悖的趋势。中国对西方模式有了更加客观、理性的认识,盲目排外和崇洋媚外都已经是“昨日黄花”,弘扬传统文化理念,通过更加积极、更加平等的文化交流展现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将成为中国观念变革的新动力、新源泉。
注释：
*本文系笔者主持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会项目“中国软实力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1] 美国学者约瑟夫·奈采取枚举法来分析软实力,将文化、意识形态和国际制度视为软实力的核心因素。参见Joseph S. Nye, J r. , “Soft Power, ”Foreign Policy, Issue 80, Fall 1990, pp. 153 - 171; Joseph S. Nye, J r. , “The Changing Nature of World Power,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105, No. 2, 1990, pp. 177 - 192; Joseph S. Nye, J r. , Bound to Lead: The Changing N ature of Am erican Power, pp. 29 - 35。基于中国的实践,笔者认为软实力应包括文化、观念、发展模式、国际制度、国际形象等要素,其中文化、观念、发展模式构成软实力的“内功”,国际形象构成软实力的“外功”,而国际制度联结并跨越二者,成为中国展示和建构软实力的主渠道。
[2] 赵家祥:《邓小平的历史时代理论及其现实意义》,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2年第3期,第5～9页。
[3] 毛泽东指出:“关于世界大战问题,无非是两种可能:一种是战争引起革命,一种是革命制止战争。”参见毛泽东:《关于世界大战的两种可能性》,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年版,第32页。
[4]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23页。
[5]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 ,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3年版,第216页。
[6]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第56页。
[7]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81～282页。
[8] Bates Gill and Yanzhong Huang,“Sources and Limits of Chinese ‘Soft Power’, ”Survival, Vol. 48, No. 2, Summer 2006, pp. 17 - 36.
[9] 俞可平:《“中国模式”:经验与鉴戒》,载俞可平等主编:《中国模式与“北京共识”———超越“华盛顿共识”》,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3页。
[10] 曾培炎:《新中国经济50年》,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 1999年版,第479～505页。
[11] 改革的速度是激进的还是渐进的? 改革的顺序如何安排? 哪些方面应纳入制度改革之中,制度改革的最佳时机以及什么才是最佳的制度安排? 决策者是否要缓和改革带来的分配后果,缓和到什么程度? 改革带来的经济后果是否会偏离预设目标? 这些都是改革的核心问题,对这些问题的认识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因此,关于中国改革的争论可能仍将持续下去。参见Yasheng Huang, “Internal and External Reforms: Experiences and Lessons from China”, Cato Journal, Vol. 21, No. 1, Sp ring 2001, pp. 43 - 64; Valerie Bunce, “Democratization and Economic Reform,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No. 4, 2001, pp. 43 -65;李和:《中国大陆的改革路径与意涵》,载《中国大陆研究》, 2004年第4期,第1～24页。
[12] Joshua Cooper Ramo, The B eijing Consensus, London: The Foreign Policy Centre, 2004.
[13] 吴敬琏:《中国应当走一条什么样的工业化道路》,载《洪范评论》, 2005年第2期,第140～207页;江小涓:《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挑战与战略》,载《经济研究》, 2004年第10 期,第4～13页;刘伟:《经济发展和改革的历史性变化与增长方式的根本改变》,载《经济研究》, 2006年第1期,第4～10页。
[14] Samuel S. Kim and James Hsiung, eds. , China in the GlobalComm unity, New York: Praeger, 1980; [美]江忆恩:《中国外交政策研究:理论趋势及方法辨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6 年第8 期,第64～73页。
[15]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7页。
[16] 朱新民、谭伟恩:《中国改革开放之政策评析:经济、政治的改革与外交政策的调整及挑战》,载《东亚研究》(中国台湾) , 2005年第1期,第3～46页。
[17] 黄平、崔之元主编:《中国与全球化: 华盛顿共识还是北京共识》,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年版,第201页。
[18] 刘华秋:《邓小平与新时期的中国外交》,载《党的文献》, 2004年第5期,第44～53页;杨雪冬:《全球化、国家自主与中国发展道路》,载俞可平等主编:《中国模式与“北京共识”———超越“华盛顿共识”》,第369页。
[19] 郑通汉:《经济全球化中的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3 页; Graciela Kaminsky and Sergio Schmukler, “Short - run Pain, Long - run Gain: The Effects of Financial Liberalization, ”NB ER Working Paper, No. 9787, 2003;孙立坚、孙立行:《对外开放和经济波动的关联性检验———中国和东亚新兴市场国家的案例》,载《经济研究》, 2005年第6期,第69～81页;江小涓:《中国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更均衡合理地融入全球经济》,载《经济研究》, 2006年第3期,第4～14页。
[20] 门洪华:《压力、认知与国际形象———关于中国参与国际制度战略的历史解释》,载《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5年第4期,第17～22页。
[21] David Kang, “Getting AsiaWrong: The Need for New Analytical Framework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7, No. 4, Sp ring 2003, pp.57 - 85.
[22] 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新华社北京2004年2月19日电。
[23] 王梦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与国内外环境》, http: / /news3. xinhuanet. com / theory/2006 - 11 /01 / content_5274767. htm。
[24] [德]托马斯·海贝勒:《中国是否可视为一种发展模式? ———七个假设》,载俞可平等主编:《中国模式与“北京共识”———超越“华盛顿共识”》,第119页。
[25] 赵汀阳:《关于和谐世界的思考》,载《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6年第9期,第1页。
[26] 相关分析请参见门洪华:《中国国家战略利益的拓展》,载《战略与管理》, 2003年第2期,第83～89页; Evan S. Medeiros andM. Taylor Fravel,“China’s New Diplomacy, ”Foreign Affairs, Vol. 82, No. 6, November/December 2003, pp. 22 - 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