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观念变革的战略路径
作者：门洪华
文章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7期
【内容提要】 观念变革是推动中国和平发展的核心因素,是中国软实力提升的一条主脉络,对中国而言有着独特的战略价值。和平与发展主题的判断是中国观念变革的前提,而改革主义和开放主义是中国观念变革的主线,经济主义、制度主义、地区主义、和谐主义构成了当前中国观念变革的重要表现。,经济主义、制度主义、地区主义、和谐主义构成了当前中国观念变革的重要表现。观念变革伴随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体现了国内外的战略性联结,其最终价值在于为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提供指向标和路线图。
【关键词】 中国;观念变革;现代化道路;战略
一 序 言
在国家的整体层面上,观念是一种软实力,观念变革更是一种软实力。[26]对一个有着几千年文化积淀但在现代化进程中屡遭波折的国家而言,观念变革是中国软实力变化的一条主脉络。自1840年以来,中国的观念变革深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和冲击,其中充满着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激烈交锋与渐进融通,且与中国的政权组织形式、基本国家制度建设、现代化进程等议题密切相关,从而展现出独特的战略价值。尤其是自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观念变革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扮演着积极的先锋作用,为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提供了指向标和路线图。
中国的观念变革有着深厚的国内基础,同时也受到了国际环境的促动。翻阅几千年的中国历史画卷,最为引人注目的莫过于这样一种历史惯性:特定时期出现的重大变革均以观念变革为先导。长期的文化中心主义熏陶反而赋予了中国一种积极开放的文化心态,即勇于接受异国文化和外来新鲜事物,这在一定意义上决定了中国是几大古老文明中最后一个衰落、第一个实现重新崛起的国家。对中国而言,追求民族复兴和国家崛起的愿望如此强烈,甚至出现过不顾一切拥抱外来文明、主张“全盘西化”以及盲目模仿苏联的特殊历史阶段。进取、迷茫、开放、复古等理念的相互交织最终促成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波三折,也成为中国探寻其独特发展道路的历史积淀。伴随中国衰落并重新走向崛起历程的是国际环境的急剧变化及中国对外部挑战的不同回应。中国与世界互动所构成的画卷充满了戏剧性,旧中国被强行纳入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之后,曾几何时,兴衰荣辱不由自己,在意识形态斗争的漩涡中最终被迫选择了封闭和旁观,而近代以来中国一直为之努力的两大转变———从“中国之世界”向“世界之中国”转变,从世界体系的“局外者”向“局内者”转变———也暂时停滞。可以说,从19 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的百年历程,是中国由自我封闭走向另一种封闭的过程,为中国认识世界和认识自身提供了深刻的经验与教训。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选择了改革开放的现代化路径,在通过进程塑造结构的战略思路之中,逐渐确立了独特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崛起成为一种现实。在这个进程中,观念变革凸显为推动中国发展的核心因素,也被视为中国软实力提升的主脉络。如前所述,1978年以来的观念变革与中国历史进程有着必然的逻辑关联,同时观念变革蕴涵的意义又深刻展现了其战略价值。
二 中国观念变革的前提
和平与发展主题的判断是中国观念变革的认识论前提。
从时代主题的角度判断国际形势,并据此做出国内、国际战略调整是中国的重要决策路径。换言之,对世界形势的判定、对中国与世界互动关系的认识是中国做出重大战略决策的基点。关于时代主题的判断,中国决策者实现了从“战争与革命”到“和平与发展”的认识转变,并逐渐丰富了和平与发展的内容。战争与革命、和平与发展是两个对立的范畴,前者主要体现的是政治状态,而后者不仅体现了政治状态,也将经济状态视为当然的因素。[1] 在1949 年建国以后的相当长时期内,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意识形态阵营的对垒,战争与革命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时代主题。进入20世纪60年代,国际形势出现大分化、大组合,中国主要领导人强调准备世界战争的必要性,过分估计了世界大战的危险性, [2]贻误了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邓小平就此指出,“我们建国以来长期处于同世界隔绝的状态。这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不是我们自己的原因。国际上反对中国的势力,反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势力,迫使我们处于隔绝、孤立状态。六十年代我们有了同国际上加强交往合作的条件,但是我们自己孤立自己。”[3]薄一波反思到:“对战争的威胁估计过分,因而导致在三线建设的部署上要求过急,铺开的摊子也大了些,这对于解决人民的吃穿问题不能不带来一些影响”。[4]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邓小平着力对国际形势判断进行纠偏,并逐步形成了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基本判断。这个判断首先在于培育国内的共识,然后逐步向国际社会公布。1977年,邓小平就提出了“可以争取延缓战争的爆发”这一看法, 1982 年讲到“战争的因素在增长, 制约战争的因素也在增长”。1985年3月4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代表团时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的大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发展问题。”[5]1988年12月21日,邓小平在会见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时指出:“当前世界上主要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发展问题。……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只有这样,才会明了发展问题既是发展中国家的责任,也是发达国家的责任。”[6]
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提出,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理论依据。因为只有在和平与发展的环境中,中国才有可能实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工作中心转移,确定通过国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政策实现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并实现外交战略的重大调整。这是观念变革的基础,也是观念变革的先声,是重新认识中国与世界互动关系的转折点。以此为基础,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从“斗争哲学”到“建设哲学”的执政理念之转变,实现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战略调整、从教条主义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战略调整、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战略调整。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确立,决定了国家大战略的基本趋向,为国内、国际战略的总体协调奠定了认识基础。
以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判断为基础,中国就其总体战略进行布局,并提出了“三步走”的现代化发展目标:从1980年到1990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翻一番,解决温饱问题;从1991年到20世纪末, GDP再翻一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到21 世纪中叶,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随着第二步发展目标的实现,中国的崛起有了更加现实的前景,中国对于和平与发展均有了新的认识,即和平不再局限于东西问题,发展也不仅仅着眼于南北矛盾。中国共产党十六大报告明确了21世纪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新三步构想: 第一步,2000～2010年使经济总量、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再上一个大台阶,为后十年的更大发展打好基础。第二步,2010～2020年, GDP翻两番,人均GDP达到3 000美元,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使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综合国力和竞争力明显增强,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第三步, 2020～2050年时期,基本实现现代化,把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强调吸取德国、日本、苏联力图通过扩张实现崛起的教训,明确提出了和平发展道路的总体设计。西方学者认为,和平发展道路一方面表明了中国期望确立其全球和地区影响力,另一方面也表明了中国如何使用其增强的实力和影响力。[7] 在一定意义上,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标志着中国将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与时代主题的判断密切相联,这为中国观念变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认识论基础。
三 中国观念变革的主线
改革主义和开放主义是中国观念变革的主线。中国观念变革与邓小平推行改革开放、抓住新一轮全球化浪潮一脉相承。在全球化时代,国内改革与对外开放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没有对外开放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国内改革,而积极的国内改革必然要求全面对外开放。邓小平把改革开放当做一个整体对待,并视之为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总体战略。[8] 在其进程上,中国改革始自国内,其改革精神和相关措施的影响力已经外溢到国际层面,中国成为国际变革的积极促进者;中国的开放则从对外开放转向国内开放,二者相辅相成,共同促成了一个积极变革时代的来临,亦可视为自1840年以来中国“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延续。
(一)改革主义
中国采取了渐进主义的改革路径,其历程可简略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78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经济体制到1984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其重点完成了从农村人民公社体制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过渡,城市则开始了扩大经营权的改革。第二阶段,从1984年10月到1992年中国共产党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目标是城市改革,即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增加企业竞争力,逐步将国家对企业的直接管理转变为间接管理。[9] 第三阶段,自1992年以来,中国改革进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阶段,尤其是2002年之后发展理念向科学发展观迈进,其目标是从经济发展向人的发展转换、从经济改革向体制运作模式改革的转变。迄今,中国改革体现出如下主要特点: 第一,持续经济增长兼顾政治稳定。第二,强调改革要逐步进行,先易后难,并加大政治体制的制度化建设,增进政治结构的明朗化、决策过程的规范化等。第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时加强多党合作,中国政府越来越开放,越来越多地运用决策咨询,不断开拓民意渠道,积极团结社会精英,同时对大众的呼声做出积极回应,强调“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中国渐进主义的改革路径既产生了积极的效应,也带来不少的争论。实际上,关于对中国改革的评价,一直在不停的争论之中。[10] 然而,无论如何,没有比中国加入世界大国行列更能改变世界政治经济版图的了。颇让西方学者费思量的是,中国“摸着石头过河”的做法不仅使得中国获得经济发展,而且创造了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截然相反的发展模式。乔舒亚·雷默( Joshua Ramo ) 提出“北京共识(Beijing consen2sus) ”,对中国的现代化路径进行了初步总结。雷默认同中国的务实思想,强调“实现现代化的最佳路径是摸着石头过河,而不是试图采取休克疗法,实现大跃进”。[11] 确实,中国的改革开放没有采取大跃进的路径,这与20世纪50年代大跃进的深刻教训有着直接的联系。从某些方面讲,中国渐进主义的改革具有普世性的启示意义。当然,中国改革仍然处于进行时,近年来中国政府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等理念主张,目的在于矫正改革进程中的偏差,完善现代化战略框架。目前,推进改革、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被视为实现增长模式转变所必须进行的基础性工作,转变政府职能逐渐成为中国改革的核心,而建设市场经济的法治基础被视为关键之中的关键。[12]
(二)开放主义
新中国成立之初,面临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敌视以及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之后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军事包围、经济封锁,中国主要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开展贸易和接受部分外援,尤以在“一五”计划期间引进苏联援助的156 项工程为重点。进入20 世纪60 年代,这种部分开放因中苏交恶而陷入困顿。1971 年,中国恢复联合国的席位,开启了从一个“体系改革者”向“体系维护者”的缓慢转变过程。[13] 1972年,中美发表《中美联合公报》,提出“双方把双边贸易看做是另一个可以带来互利的领域”,中国开始向西方打开贸易大门。1973年,国家计委提交了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四三方案”(即在3～5年内从西方引进43亿美元成套设备) ,得到了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肯定和批准,从而带来了第二次对外引进的高潮,成为日后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的先声。
面对全球开放的潮流,发展经济势必要实行开放政策。邓小平强调:“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14]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经济走向世界的大门,确立了对外开放的发展战略,中国自此进入了经济开放和逐步确立世界贸易大国地位的黄金时期。中国通过全方位的开放实现了经济的迅速发展,吸引了大量的海外投资,引进大量的先进技术并开辟了经济成长所必需的国际市场。[15] 对外开放既是引进资金和技术的过程,更是一个学习先进观念和制度的过程,中国依据国情主动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同时又坚持了自己的特色和自主性, [16]从而积极追求开放效益的最大化。
中国的对外开放是一个逐步深入的进程,与国内改革相辅相成,亦体现出渐进特征。其一,对外开放的具体目标日益丰富。1978年之后的阶段性目标是引进国外技术、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和利用外资; 1992年之后则是通过掌握国际规则促进本国国际竞争力,并通过加深国内开放来深化改革;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尤其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的目标开始转变为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与完善,成为积极的参与者和议程设置者。其二,开放的领域日益增加,从经济领域到公共政策领域,政府在各个政策领域谋求国际对话与合作,开放扩展到政治、社会、文化诸领域,从而基本实现了开放领域的全面化,中国成为国际社会的全面参与者。其三,开放的空间逐步扩大,从经济特区到沿海开放城市,进而扩展到沿边、沿江地带直至内陆省会城市和地区,形成了从沿海到内地、从东部到中西部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17]
随着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深化,中国全面对外开放,在全球范围内吸收、获取、配置各种生产要素,因而大大促进了中国经济与贸易的高速增长。无论是与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开放步伐都是较快的,开放程度也远高于人们的预期。中国初步建立了开放型经济,开放型社会也在逐步形成。
中国开放的成效主要体现在: ( 1)对外贸易发展速度高于GDP增长速度; (2)中国利用外资从无到有,并成为最重要的外国直接投资引进国之一; ( 3)中国海外投资开始起步并取得积极进展; ( 4)中国大量引进国外先进科学技术、管理经验和人才,同世界的文化、科技、教育等交流合作得到了加强; ( 5)中国的全球经济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其进出口大国地位还在进一步增强。当然,在产业结构升级中,中国还需要更多地利用全球资金和技术资源。此外,中国还需要进一步“走出去”,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各种资源供给和发展机会。其他国家对中国也需要进一步开放其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减少对中国的贸易和投资限制措施。
中国开始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多边谈判,借助国际制度,平衡各方利益,维护自由贸易机制,推动形成更有利的多边规则,从而为中长期经济发展争取更好的外部环境。与此同时,中国着眼于避免过度开放,高度关注开放进程中的经济安全问题,健全和完善保障公平贸易的管理制度,建立应对贸易和投资争端的快速反应机制,进一步提高对国际经贸形势的观察和分析能力,加快反应速度,建立健全的外贸运行监控体系和国际收支预警机制,在对外开放中确保经济稳定和国家安全。[18]
中国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利用外部的竞争压力加快国内改革也成为对外开放的深层目标之一。当前,中国虽然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但是仍然存在一系列问题(如产业结构不合理、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企业竞争力有待提高、体制性障碍等) 。这些问题有赖于通过进一步的改革和市场机制的进一步深化得到解决,而全面开放被视为深入改革的一个力量源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进一步对外开放、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成为中国观念变革的一条主线。
四 中国观念变革的主要体现
经济主义、制度主义、地区主义、和谐主义是当前中国观念变革的主要体现,与改革主义、开放主义构成了中国观念变革的核心内容。
(一)经济主义
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全面贯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发展战略体现了以经济主义为主导的战略意识。经济主义既包含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内战略安排,又包含以经济为主要对外手段拓展国家战略利益的国际战略设计。
在国内,中国积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实现了经济发展思想的优化,尤其是提出了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为标志的经济发展思想。科学发展观是对片面注重GDP增长或唯GDP主义的反思与扬弃,它的形成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化、逐步清晰、逐步完善的过程。中国政府最初提出的是“全面的发展观”,后来进一步提出了“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将科学发展观表述为“坚持以人为本, 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自此,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成为中央领导集体的基本执政理念之一。其中,“以人为本”是对发展价值主体的规定,“全面、协调、可持续”是对发展规律的把握,而“五个统筹”———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地区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是对经济社会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现实切入点。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具有统筹国家宏观战略的意义,成为以国家利益为依归、以国家发展战略为基石、国内战略与国际战略相互协调的指导原则,代表了中央领导集体对国家发展道路的新探索。
在国际上,中国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并成为世界经济的主要发动机之一,以中国的经济持续高速发展推动世界经济,大力拓展经济战略利益,确保经济发展作为中国崛起的核心。中国经济战略的目标不再局限于为经济建设创造国际环境,拓展经济利益,还强调加强塑造能力,锤炼议程创设和实施能力,以经济战略的成就促进国际战略的整体成熟。近年来,中国在减免不发达国家的债务、提供经济援助等方面大力开展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外交(以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为基本特征) ,开辟了拓展国家战略利益的新渠道。
(二)制度主义
制度是软实力的支撑。所谓制度主义,不仅包含着在国际上参与国际制度、利用国际制度维护和拓展国家利益、积极完善国际制度,还包括国内的基本制度建设。诚然,二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为例,中国以国际规范为准,对国内的上百部法律法规进行了修订,其目的在于能积极与国际经济规则接轨。
从国内角度看,现代化进程是经济现代化和制度现代化的结合,国家制度现代化是国家经济现代化实现的基础。国家制度建设以法制建设为核心,属于一个现代国家的“基础设施”。国家制度现代化的实现本身是一个制度转型与制度创新的过程。国家基本制度建设是旨在保证实现良治( good governance)的制度条件、制度环境和制度功能,其最终目标旨在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和全社会人民福利最大化,它包括国家安全与领土完整、经济发展和经济稳定、社会公正与人类安全、政治清明与社会稳定、生态平衡与环境保护等。从一定意义上讲,制度创新可以确保一个国家处于国际领先地位,而中国关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和成就彰显出中国模式的示范意义,中国所逐渐确立的发展道路开始展现出巨大的溢出效应。
从国际角度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被排除在国际制度之外,成为国际制度的局外者、挑战者,当时与各种国际组织建立联系的努力主要是希望获得国际社会的政治承认。进入20世纪70年代,中国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外交关系取得重大突破,随之淡化了挑战者的角色。1971年10月,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席位标志着中国赢得了更广阔的国际发展空间。但这个时候的中国仍然在国际制度局外人与局内者之间徘徊,参与国际事务活动还比较被动和消极。1978年,中国开始实行对外开放政策,融入国际制度的步伐逐步加快。由于历史因素和现实景况的制约,这一时期中国的战略尤以参与国际经济制度为核心,体现出经济利益导向与目标导向的特征。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为中国实行全面对外开放政策奠定了理论基础。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关注促成了中国与国际制度的良性互动,中国在参与国际制度中开始体现出全面性、战略性、长远性的特征。通过国际制度的参与、创设乃至主导,实现融入国际社会和拓展国家战略利益,已是中国既定的战略选择。[19] 与此同时,由于中国积极参与既有国际制度的完善和新领域国际制度的创设,国际制度因而越来越打上了中国的印记,中国塑造国际制度的能力也得以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