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俄关系的变与不变—— 兼议美俄“新冷战”说
作者：袁鹏
文章来源：《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
摘要: 美俄关系经过近十年的磨合大体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关系框架,
但这一框架未能根本解决两国之间存在的结构性矛盾。伊拉克战争终于将这些矛盾催生出来,
于是引发美俄关系新的紧张, 也诞生了所谓“ 新冷战”说。笔者认为, 与其说美俄关系处于“ 新冷战”,
不如说是回归其本应有的面目。未来美俄关系的发展将取决于国际环境、双方各自战略走向及两国领导人的更迭三个层次的因素,
具有一定不确定性。
关键词: 美俄关系; 基本格局;“ 新冷战”; 发展前景
在冷战后的大国关系中,
最富戏剧性的当属美俄关系。如果说美中关系在经历了起伏不定的基本状态后大体趋于稳定,
那么美俄关系则在大起大落中走向新的紧张, 有人甚至用“ 新冷战”或“
小冷战”加以形容。如何看待当前美俄关系? 如何把握美俄关系的基本格局和未来走向?
美俄关系究竟是陷入“ 新冷战”还是回归其本来面目? 本文试图对此作些分析。
一、美俄关系的发展轨迹及基本框架
苏联解体以来直至2003年伊拉克战争, 美俄关系既有如胶似漆的蜜月期, 也有剑拔弩张的对抗期,
还有暗中较劲的“ 冷和平”期, 用大起大落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
从俄罗斯对美政策看, 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一边倒”政策阶段( 1992年1月至1994年12月)
; 谋求建立平等伙伴关系的政策阶段( 1994 年12 月至1999年3月) ;
谋求抵制美国单极霸权的政策阶段( 1999年3月至2000年9月) ;
谋求建立反恐伙伴关系的政策阶段( 2001年9月至2003年3月) [1]( P94) 。与此同时,
美国对俄政策也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 老布什政府对俄政策“ 超越遏制”实现转型阶段(
1991年12月至1992年12月) ; 克林顿政府柔性对俄政策阶段(
1993年1月至1999年3月) ; 克林顿政府与小布什政府对俄战略挤压阶段( 1999 年3
月至2001年4月) ; 小布什政府调整对俄政策阶段( 2001年4月至2003年3月) [1](
P198- 235) 。
两相对比可以发现, 俄罗斯与美国对彼此的政策在每个阶段的大体基调是一致的, 或者投桃报李,
或者以强对强,
一国的政策取向往往影响着另一国的政策选择。但由于美国挟冷战获胜的余威,俄罗斯受国力衰落的掣肘,
美俄之间政策互动的总体特征是美攻俄守; 在决定美俄关系的基本状态方面,
美国始终占据相对强势和主导的地位。
在这样一种态势下, 美国大体确立了“ 民主化”、“西方化”、“
后帝国化”的对俄三位一体的战略目标[2],
并自以为过去十年大体成功地按照这一目标在塑造或改造着俄罗斯。其信心来自于俄罗斯内外政策出现的一系列有利于美国的发展趋向:
政治上, 由专制转向民主; 经济上, 由计划转向市场;外交上, 由对抗转向合作; 安全上,
由敌对转向伙伴。基于这样一种基本判断, 美国对俄政策实现了大跨越,
美俄关系在若干重要方面实现了大突破,一度令美中关系望尘莫及:( 1)
俄罗斯与西方列强的关系由“G7+1”变成“G8”, 标志着美国开始接纳俄罗斯进入西方“
大国俱乐部”。( 2) 俄罗斯与北约的关系由“19+1”变成“20”, 使俄- 北( 约)
理事会不再只具象征意义, 标志着俄开始挤入西方“ 安全共同体”。( 3) 俄罗斯被美国承认具有“
市场经济国家”地位, 尽管在市场经济方面俄还有很漫长的路要走。( 4)
俄美决定共同削减战略武器并表示共同研发导弹防御体系。
上述基本框架表明, 美俄关系一度实现了“ 三个超越”:
超越冷战、超越意识形态、超越全面对抗,由此使美俄关系的性质从总体上要好于美中关系。2002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表示:“
美俄不再是战略对手, 双方正在构筑新型战略关系。”[3]总之, 在步入新世纪的进程中,
美俄关系呈现出较好的开局,“ 大国合作论”在美、俄两国高层、战略界一时大行其道。
二、结构性矛盾“复发”
然而, 实践证明, 美俄关系新的框架虽可一时掩盖彼此之间的结构性矛盾,
却无法将其彻底根除。虽能给对方带来一定的期待, 却无法根本改变对方的政策立场。相反,
不切实际的期待在经历不期而遇的考验而幻灭之后, 更容易产生对抗情绪。今天的美俄关系之所以被冠以“
新冷战”的说法, 根本原因正在于此。
2003 年的伊拉克战争是美俄最近龃龉的引爆点。如果说伊拉克战争不同程度地损害了各大国的利益,
那么其对俄罗斯国家利益的伤害则是更直接和更具战略性的。不仅直接挑战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政治利益,
而且冲击俄罗斯在中东地区的地缘战略利益,
并损害俄罗斯同伊拉克及其他中东国家之间巨大的经济利益。更重要的是, 此战使俄罗斯更清醒地意识到,
美俄之间的战略矛盾不会因反恐合作而逐渐消弭,
反而可能因反恐差异而更加凸显。美国对俄罗斯的战略挤压不会见好就收,
而会得寸进尺。在俄罗斯战略界头脑中,更多了一层对美国“战略连贯性”的警惕:
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标志着美国拔掉了俄罗斯在欧洲地区最后的“堡垒”,
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使美军堂而皇之地进入俄传统势力范围中亚地区,
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则预示着美国将强势占据俄深具影响的中东地区, 如此一来,
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空间几乎每隔两年就被实质性地蚕食一次。因此,对俄罗斯来说,
伊拉克战争具有“ 是可忍, 孰不可忍”的战略指标意义。
伊拉克战争好比一个盖子,
不仅揭开了美俄在国际政治理念、国际秩序安排、国家战略利益等诸多领域的巨大差异,
而且将先前掩盖的其他各类结构性矛盾彰显无遗。集中体现在两国大战略目标的对立上。布什政府“反恐不忘谋霸”,
在借重俄罗斯反恐合作同时从未停止对其战略包围。如果说伊拉克战争前美国反恐色彩掩盖其谋霸目标的话,
那么伊拉克战争后其超越反恐的大战略目标开始凸现,尤其是布什第二任期伊始提出要在全球推进自由民主,
暗中支持中亚地区“ 颜色革命”, 其对俄罗斯核心利益的侵害使俄感同身受。普京“
重振大国雄风”的战略目标则决定了, 其反恐合作、战略退让只是手段,
追求经济复苏、国家安定、战略独立、民族复兴才是根本。这一根本目标因俄境内连续不断的恐怖事件的刺激而越发坚定,
其战略重心的转移也就在所难免。俄强化军力、集权中央、打击分裂,
必然就与美对其所期望的战略目标相悖。美俄战略目标、战略利益的短兵相接, 结果便是双方扯掉“
皇帝的新衣”, 显露出双边关系的本来面目。由此, 一系列结构性矛盾接连开始“复发”。
在政治领域, 冷战结束后两国一度和缓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矛盾突然升温。俄罗斯方面,
自普京2005年4月25日首次提出“ 主权国家民主”概念,
此前俄采取的一系列强化中央权威的措施逐步理论化、系统化,“
主权民主”大有上升至俄罗斯国家意识形态高度的态势。而“ 主权民主”的实质在于俄罗斯人民“
自主决定应该如何发展民主和保障自由, 俄作为主权国家将自己决定推进本国民主进程的方式和时间表”,“
发展民主不能以牺牲稳定为代价。”[4]( P47) 为此, 普京采取了一系列行动,
包括加强中央权力、合并联邦主体等等, 其中2005年12月23日俄通过的《非政府组织法》,
直接针对西方的用意十分明显。这些做法不仅与美国一直追求的对俄“ 民主化”改造目标格格不入,
而且同小布什第二任期抛出的旨在强力向全球推进自由民主的所谓“新布什主义”针锋相对。于是乎, 普京的“
主权民主” 在布什政府看来无异“ 民主倒退”、“ 民主回潮”。对此, 不仅美国媒体群起攻之[5],
而且一些重量级、严肃的智库也对此口诛笔伐。更有意思的是, 布什、切尼等最高领导人亲自上阵,
公然指责。2005年2月24日在布拉迪斯拉发举行的峰会上, 布什利用新闻发布会之机公开表达对俄罗斯“
偏离民主轨道”的担心, 普京则严词回击,
毫不退让[6]。2006美国务院年度人权报告严厉批评俄领导人奉行“ 极权主义”,
2006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俄罗斯部分语气强硬,
批评俄国内的民主倒退。“民主回潮”、“民主倒退”几乎成为美国谈论俄罗斯的中心话题。不仅如此,
美国还采取实际行动予以警示。其中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在中亚地区轮番上演的“颜色革命”。
在经济领域, 普京的新经济路线违背了美的战略利益。一方面, 普京大力加强国家对宏观经济的调控,
尤其是对涉及战略资源的俄罗斯寡头集团重拳出击, 让美感到忧心忡忡, 认为“
普京治下的俄罗斯正在逆转先前进行的重要的经济改革”, 正在对“
去共产主义的改革”进行再改革[7]。另一方面, 普京打出“ 能源复兴”的口号,
将能源作为一张战略牌, 切中了面临能源危机的西方世界的要害。美国称普京是“
能源危机时代的幸运儿”。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 国际原油价格每加仑不过20美元,
1998年俄罗斯的石油、天然气年收入不足400亿美元; 2000年普京上台时, 油价涨至28美元,
当年俄油气岁入达到750亿美元; 而2006年则有望突破2000亿美元[8]。2005年9 月18
日, 俄罗斯突然单方面叫停“ 萨哈林—2”油气项目, 使得西方三家公司面临严重损失。美国对普京的“
能源牌”颇有无所适从之感。针对普京的经济政策, 美国一方面利用舆论施加压力,
一方面延缓俄罗斯加入WTO的步伐。2006年俄罗斯原本想利用八国集团首脑峰会东道主的身份争取美俄签署WTO协议的期望落空,
美国也从此前的许愿转变成对俄的指责与施压。
在外交领域, 美俄争锋相对, 有时故意制造麻烦。美国采取北约东扩与“
颜色革命”两招防止俄罗斯卷土重来: 前者从外部对俄罗斯战略空间进行遏制性挤压,
后者从俄罗斯的战略边疆内部对其进行战略性肢解[9]。俄罗斯则针锋相对,
一是强化对独联体国家的控制和实质性影响, 杜绝美国实力进一步蚕食的可能性;
二是同时与美国的主要敌人发展关系, 增强手中抗衡美国的砝码。包括同伊朗发展核能合作, 率先“
认可”朝鲜的核武国家身份, 同委内瑞拉签署10多亿美元军售合同, 打破美国武器禁运,
打算同白俄罗斯建立联盟国家, 举行针对北约的联合军事演习, 还宣称将“ 动用核武器”应对外来威胁;
三是“ 西方不亮东方亮”, 大力加强与中国、印度、日本和东盟等东方国家和地区组织的外交关系, 使“
东方外交”有声有色。特别是中俄在“ 上海合作组织” 框架内的合作及俄中2005年8月联合军演,
提升了俄罗斯在对美外交中的分量;
四是正式厘清与西方世界的关系。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005年10月12日宣布,
俄罗斯不追求加入北约和欧盟。
在地缘战略领域, 美俄争夺进入白热化程度。伊拉克战争后美国顺势在中亚地区暗中策动“ 颜色革命”,
拉开了新一轮美俄地缘争斗的序幕。对此, 普京政府不再采取战略收缩的策略,
而是坚守底线,守中带攻。其中2006年年初俄罗斯突然决定关闭输往亲美的乌克兰的天然气,
几乎引发一场外交危机。据美方估计, 欧洲25%的天然气供应来自乌克兰, 未来十年,
这一比例甚至将高达75%- 80%[8]。美国显然深谙普京的“ 醉翁之意”。近期, 因为“
间谍事件”,
俄罗斯同亲美的格鲁吉亚政府更几乎走到战争边缘。俄罗斯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的要求谴责格鲁吉亚逮捕俄军人的提案遭到美国反对,
美国参议院甚至通过一项支持格鲁吉亚加入北约的决议草案。
在战略安全领域, 冷战后出现曙光的美俄削减战略武器的努力近乎失败,
双方同时加大在战略力量方面的投入, 开始新一轮较量。美国加大对俄罗斯在战略力量方面的优势,
并试图以此占据对俄总体外交的强势地位。继退出《反导条约》后, 2003年,
美宣布解除小型核武器研究禁令。2004年, 美导弹防御体系正式开始部署。目前,
美一方面加紧新型战略核武器的研制, 以取代目前主要由冷战时期生产的战略核力量,
另一方面加快战术核武器的生产, 以适应新型战争的需要。与此同时,
加大对俄核讹诈力度。如《外交》杂志2006年第3/4月期发表的《美国核优势的崛起》长文, 称美俄“
相互确保摧毁”的战略力量均势已经被打破, 美国具备一次性先发制人摧毁俄核武库的“绝对优势”。再如,
就在朝鲜宣布核试爆成功的前后,《华盛顿邮报》披露,美国即将进行一场以俄罗斯为假想敌的“
有限核战争”,引起俄各大媒体广泛关注[10]。针对美国的核讹诈, 俄罗斯一方面进行有力回击,
一方面实质性加大军事力量尤其是战略力量的建设。2006年3月30日, 普京总统回击称,
俄拥有应付敌国攻击的足够核弹头。4月3日, 俄武装力量总参谋长巴卢耶夫斯基发表讲话表示,“
俄军拥有足够的实施战略遏制的能力, 完全能够保障国家的安全”。4月13日,
俄导弹设计中心负责人索罗门诺夫宣称, 俄“ 白杨—M”、“ 圆锤”导弹未来15-
20年内能突破任何导弹防御系统。为应对美国弹道导弹防御计划,
普京决定部署新一代进攻性战略武器。据《简氏情报文摘》报道,
普京还在认真考虑单方面退出美俄1987年签署的限制发展射程在500-
5000公里的《中短程导弹条约》( ISRM) , 以报复布什单方面退出《反导条约》( ABM)
[11]。
三、“新冷战”还是回归正常?
由此可见, 当前美俄之间的明争暗斗几乎渗透到各个领域, 就整体而言,
双边关系跌入冷战结束以来的最低点。这正是一些媒体认为美俄正处于“新冷战”的重要原因。但在笔者看来,
与其说美俄处于“ 新冷战”, 不如说双边关系回归其本应有的面目。“新冷战”说之所以不成立,
在于当前美俄关系总体上不具备“ 冷战”这一专门术语所传递的基本特征。首先,
美俄之间目前的较量更多停留在两国之间, 不具备集团对集团性质。美欧在处理对俄关系上并不同步,
而中俄在发展对美关系上也进度不同。俄罗斯同美国若干敌对国家之间不存在密切的条约关系,
美国同独联体国家之间的紧密关系更多则停留在“私通款曲”状态。其次, 美俄虽在推进民主方面存在冲突,
但并不存在水火不容的意识形态对垒。普京明确表示, 他所倡导的“主权民主”不是要开历史倒车,
而是使其更加符合俄罗斯国情。为显示坚持民主化改革的决心,
普京授意俄国家杜马否决了《俄罗斯总统选举法修正案》, 正式确定他本人不再参加2008年总统选举,
从而消除了人们对他第三次连任的猜疑。再次,
两国并未掀起全面的军备竞赛。目前双方争斗的焦点更多在于美对俄的核讹诈及俄的反讹诈。双方加强军事力量既有针对对方的用意,
更有借此提升自己, 在全球新一轮军事转型中占得先机、确立优势的考虑。更重要的是,
双方并未因此而中断反恐、反扩散等领域的军事安全合作。最后,
两国的经济关系仍然在稳步发展。因此说美俄正在进行“ 新冷战”可能言之过重,不过,
用它来形容美俄关系相对紧张的状态倒并不为过。
之所以说美俄关系在回归其本应有的面目, 则是基于三方面理由: 其一,
此前美俄关系基本是美强俄弱、美攻俄守的不对等状态,
因此双边关系的进程总体上是依照美国及西方的利益展开的。随着俄罗斯国力的适度恢复,
俄逐步显示出作为一个复兴中大国理应有的分量和“独立人格”。2005年,
俄罗斯GDP总额达7500亿美元, 人均GDP达5300亿美元,
外汇储备2000亿美元。2006年,
俄外汇储备还有望超过2500亿美元。俄罗斯财政部长库德林甚至宣称“俄罗斯有可能在10年内赶超美国”。可以说,
俄罗斯已经走出衰落曲线, 开始步入复兴轨道。从更长远的角度看, 此前的俄罗斯是一种“ 病态”,
而现在的俄罗斯才是“ 常态”。换言之, 美国和一个“ 常态” 的俄罗斯打交道,
必然不可能再我行我素, 于是, 摩擦、冲突成分上升就是必然的过程。其二,
目前的态势是美俄关系发展步入“ 新阶段”必经的阵痛。尽管两国关系目前龃龉不断,
但过去十年双边关系取得的巨大进展是不容否认的。只是,
此前美俄关系集中解决的是战略安全问题、两大集团的消解问题、意识形态对立的问题以及美俄欧大三角问题,
而今后所要应对的则更多将集中在双边关系领域, 涉及彼此国家战略目标的根本, 这也就难免短兵相接,
发生摩擦和冲突。其三, 从国际关系的一般发展规律看,
要想在短期内整合一个像俄罗斯这样的超大国几乎是不可能的,“ 耐心接触、坚定防范、悉心经营”三管齐下,
将是美国对俄政策一个相当长期的过程, 其间美俄关系伴随紧张、摩擦并不意外。
四、前景展望
基于上述分析,
美俄关系目前的紧张状态短期内难以改变。是逐步走向和缓还是冲突摩擦加剧,则大体取决于三个层次的因素。
第一个层次是国际环境层次。在分析当今及未来世界主要政治矛盾时, 国际社会大体有几种说法,
即美俄矛盾说、美中矛盾说、美欧矛盾说、美与国际恐怖主义矛盾说、美与伊斯兰世界矛盾说等等。在当前的大国关系中,
虽然看起来美俄之间的矛盾暂时大于其他大国彼此之间的矛盾, 但从总体国际环境看,
美俄矛盾难以成为今后国际政治的主要战略矛盾。全球化、信息化、核武化趋势的发展固然是美俄之间必须合作的大时空条件,
全球恐怖主义的逐步联网也使得大国合作反恐任重道远。在美国新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四年防务评估报告》等重要官方文件中,
美国尽管将俄罗斯定位为站在“ 战略十字路口”的国家, 但更强调的则是美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
战争状态”, 美国同国际恐怖主义的矛盾仍是最主要矛盾。随着“ 伊斯兰极端主义”和“
伊斯兰法西斯主义”等概念的提出, 美国更明确指出,
西方自由民主同伊斯兰极端主义之间的斗争是新的意识形态的斗争,
堪与冷战时期两大阵营的意识形态斗争相提并论。这也就意味着,无论从军事安全角度还是意识形态角度,
俄罗斯都还不是美国最主要防范的对手。更重要的是, 目前的国际格局是美国“ 一超”与“
群雄并起”的时代,“ 一超”与“ 群雄”之间总体构成“ 单极”与“ 多极”的矛盾, 但很难说“
一超”同某“ 一极”的矛盾最突出。比如, 如果我们仔细分析美中关系目前存在的结构性矛盾,
会发现其深度和广度绝不亚于美俄之间。但其中的内涵则不尽一致,
无法量化。美中之间具有美俄之间不存在的特殊的台湾问题, 双方擦枪走火的概率比美俄关系要高,
但美中之间的经贸依赖度却远非美俄关系可比; 美俄之间在战略武器方面的较量异常激烈, 但总体而言,
美俄军事关系要明显好于美中军事关系; 在“ 崛起”与“ 守成”的矛盾中,
中国的崛起与俄罗斯的复兴可以说同时构成美国的长远战略挑战。
因此, 从国际环境分析,
美俄关系的未来发展一将取决于美国反恐战略的成败、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矛盾的走势。一个反恐处处受挫、深受中东、伊斯兰世界战略牵制的美国,
难以承受美俄关系继续走僵的战略代价。近期, 伊朗核危机将是考验美俄关系的试金石;
二将取决于美中关系的好坏。美国长期惯于在俄中之间玩“ 拉一打一”、“ 冷此热彼”的三角游戏,
一个相对稳定的美中关系有助于美国继续对俄讲求原则、施加压力,
而一个动荡不稳的美中关系则容不得美国继续对俄不退不让。然而, 随着中俄关系逐步走向战略稳定,
美国今后想继续搞三角战略平衡难度很大; 三将取决于美欧关系的走势。美国对俄战略的一个重要支柱,
就是美欧共同通过大西洋共同体消化俄罗斯,
使俄罗斯成为一个民主化的欧洲国家。但目前美国内不少人士抱怨,
美欧在对付俄罗斯民主回潮问题上战略协调不够。从美欧关系的发展轨迹看,
这似乎不是偶然的现象。但缺乏欧洲的配合, 俄罗斯可能融入跨大西洋共同体之中吗?
美欧未来在对待俄罗斯问题上能回到北约1999年北约东扩时期的战略一致吗? 值得观望。
